吾诗已成：我的读书生活

　　1998年8月12日购于苏州新苏州书城。2003年8月29读毕。
　　以前曾阅读《导论：思想史的方法》（亦分别刊载于《读书》1998.1，1998.2，1998.3，1998.6），留有很深印象。首先，便谈论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同异。以往哲学史以中国文化中可以等同于西方哲学门类的内容罗列而成为“中国哲学史”。但由于中西文化、思维上的差异，许多重要的思想无法归入某种即定的哲学门类，因此作者采用“思想史”（History of Thought）的说法。然而在写作思想史时，对材料的取舍在于作者的立场，或者说作者对于思想史的各人的认同。以后在读及黄仁宇论“三言二拍”小说背后的历史时（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曾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就是试图在一些非传统的文本中读出背景中的历史或思想。传统的思想史的写作往往以人物为章节内容，而作者对“思想史”的理解则在于展现当时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前者由于各家的特性而呈现出跳跃、反复、断裂，但在后者的层次上则相对连续。想起的是别林斯基对于俄罗斯文化的等高线理论，即是文化精英而不是普遍的文化水平来决定一国的文化状态，但这样的说法仍然处在传统的认识之上。至于连续性的探寻，应更具有挑战性。作为人们“日用而不知”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重现，需要的材料便不可能再局限于经典的著作。例如。这一知识体系的传承所借助的教育，便也进入作者应该关注的范围。但对于古代，材料始终处于一种缺失状态，由于思想史写作者所能得到的材料以及写作者的个性，也将导致各自构筑的“思想史”相互差别。在《导论》中，葛兆光便是在阐明自己对于思想史的理解与写作方式。

　　“日用而不知”的东西，如果需要研究，便在于不断“追问”。我们无法像研究客观世界一样，站在研究事物之外，这样的思维本身是充满矛盾的，也就是我们去研究人们思想状态的困境，我们需要的是“镜子”，历史就是这样的东西。人类思想起源在何方，作者在书中提及以下几点的判断依据（p71-72）：
　　
　　“追溯古代人类思想的历程，需要有三个起码的条件：第一，当古人真正有了“思想”。不是说古人意识中的任何活动都是思想，只有当古人的意识活动已经有了某种“非使用性”，即超越了实际生活与生产的具体意识时，它才可能是“思想”。第二，这种思想中形成了某些共识，即被共同认可的观念。就是说，思想活动有了一定的普遍性与抽象性，不能说某人某天想入非非就是思想，而是形成了一些至少在一批人中共同认可的，而且是可以说明不止一个事实的观念才是思想。第三，“思想”必须有符号记载或图像显示，因为没有符号或图像，思想不仅不能交流，也无法传下来为我们所研究，只有古人把他们的思绪与心情留在了他们的文字、图饰、器物等等之中，传达给他人，留传给后人，思想才真正进入了历史。也就是说，对于今人，只有当文献资料、文化人类学的知识和考古发现足以复原古代的一些观念，思想才真正有了历史。”
　　
　　这同时也成为我们判断某事物能否进入思想史的基本要素。于是考古发现也成为早期思想史的重要资料。如是，作者开始了中国思想史之旅。书中作者试图构建的是七世纪前中国的思想世界，他更偏重于一般的思想体系，而不满足于按时间、人物的编排。这样的代价便在于作者必须在众多纷杂的材料中梳理思想史发展的线索，因此对于中国古代的“道”或“终极依据”的探求也自然成为研究的重点所在。然后方是在这一基石上，其他思想史事件的发展演化。

　　“道”或“终极依据”是无法言说的，这在各种文化中也是类似的，它不可能通过语言来表述，只能借助语言来趋近。“天”，在中国思想史中是具有特殊意义的语汇，孔子避免谈论这样的东西，而用礼仪来表达；《老子》一开篇便明言“道可道，非常道”；佛教中的“空”（Sunyata）也曾被译解为“无”。在这一方面不停地追问便成为了“玄学”，以至于语言失去力量，只能依靠思维本身……

　　我所关心的主题，在书中并没有清晰的论述，在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如果说西方以“三段论”作为基本的思维逻辑；那么中国无疑更多的是“类比”。这种印象，读几篇老子便有体会。探其原因，也可以在书中觅及不少的证据。

　　“天”、“地”、“人”；“阴”、“阳”、五行在思想中的价值不言而喻。“天”、“地”、“人”具有类似的体系，在于传统思维方式对三者的认同和类比。因此有巫祝、卜辞，将天象、自然现象与“人”相联系、相对应，便有了结构的相同，而这也逐渐成为人们“日用而不知”的思想。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实际上不仅代表天地的组成，而成为一种同类的归属，互相对应，如东南西北中等等，书中有大量的实例。同类的事物往往也具有相同相似的性质，自然而然类比成为一种广泛认同而且不证自明的思维方式。“阴”、“阳”在中国思想世界中也同样具有它们广泛的外延，而不仅局限于“二进制”、“电极”的简单含义。以上实际上是古代中国思想中对世界图像的抽象。如果引申到“人”，便有了对应的等级，“天”-“地”的结构体系生而如是，那么人世的等级制度便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此也有相应的礼仪、伦理道德体系的存在。按照如此的类比体系，构建了相似的人与人的关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便由是存在。（当然我们应该注意到其存在是建立在何种“合理性”之上的。）

　　另一个问题在于这一思想体系对外来思想的融合以及对变动的态度。以佛教东传的过程，就是多种“信仰”的融合，最后不能明指儒释道三家，拥有一个共通的思想框架（宇宙图景，天人关系以及伦理体系）。虽然这样的体系可以吸收外来的文化，但如果由我们现在来看，作为思想体系的几个基本观念已经逐渐消失，传统的思想体系又如何通过现在的我们来传承？古代思想世界，注重历史的合理性，往往要求“古已有之”，这无疑是对新的一种反抗力量。现时的冲击，由中国“进入”世界开始便已经显现。中国文化中的“中”与“四方”已不再是“优”与“劣”，传统的对应关系已经丧失，对于外来文化无论是主动被动都在大量吸纳；两种文化之间的冲撞，对于合理性提出了质疑；科学的内容以及发展，对于并不具备完整科学体系的中国文化来说，将“天地人”作为客观事物来研究，已除去上面的神秘色彩。由是问题便一再显现，从现今伦理道德的问题来看，无疑需要寻找一个新的思想体系的存在合理性，或者说依据何在？而何种体系将建筑于此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