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

* 《中国人的道德前景》
  茅于轼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3年7月5日购于西安钟楼万邦书店。
  2003年12月9日读毕。
  最先看见经济学家讨论道德问题是在1998年6月的《读书》,上面有一篇樊纲的《“不道德”的经济学》,文章的标题、论点、语言都是激烈的,也难怪其后《读书》上的一系列的争论的文章。看文章的时候,刚踏进大学的校门,尚不具备对文中观点批判的能力,但总觉得背后有些别的东西,我弄不明白,却很想了解。这也是我在本科时另读管理的原因,其实更想读的是经济学。现在想起来,那时候杂志上的争论也仅仅是学术上的讨论,而在这种情况下,不妨出现些黑脸白脸的,实在不行,还可以唱唱双簧。经济学家关于道德的讨论也并不是很新的话题, 《国富论》以外,亚当.斯密更看重的反而是他的《道德情操论》 。当时辅修管理的热情早已经不存在,不过眼见的许多现实中的问题,却一直迫使我去寻找合理的解释和方式。
  曾经读到另外一种激烈谈论道德问题的文字,王小波的杂文,他的自由注意是反对过分的“道德教育”,当然他所反对的是类似文革时期的灌输。他的文字读来很有意思,经常出现的是“军代表”,但在那短小的杂文中作者来不及去讨论什么是道德,仅仅说出了什么是道德的禁区。也就是不能妨碍人的正常的自由,当然不仅仅是身体上的。道德的目的不是为了消灭多样性,正如王小波经常引用罗素的话语,参差多态是幸福的本原。
  上面的两种讨论,其实正好反映了现实中的问题。一种是对道德环境的需求,是一种上限;而一种是最低的限制。作为学术上的讨论,可以限制在一些专门范围中;杂文则只需要有理,便可以不关心一些专业术语的讨论。而茅于轼先生的这本书,既然以这样的形式出版,便已经是脱离纯专业的语境,转而关心一些实际的问题。作者使用的是用经济学的手段分析道德问题,而不是“就是好,就是好”,所以其中的价值也是可以看见的。起首便是《镜花缘》中的“君子国”,君子是有道德的人,但仅仅是道德仍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然后就是“善”,“道德”的定义,由作者的所述,道德是对自利的一种限制,当然这种限制是自发的,而不是强制。相对经济学中“自利人”的假设,也难怪樊纲们要讨论这样的问题了。茅于轼先生书中更多的是讲理,分析了一些我们习以为常却违反基本规则的事情,例如“义务维修服务”、“做好事不留名的宣传”,而这基本的规则也不仅仅是经济学上的。然后作者提出了一些道德的基本原则,利他、损人就是道德和不道德的基本特征。其实作者在文中提到一些关于道德问题的基本争论,例如道德与平等、道德与民主、行为的目的和结果的道德性、道德与法制等。茅于轼也使用了不少新的理论来解释,例如博弈论、帕累托改进等。帕累托改进是很好的对经济学理论的补充,获利并不仅仅是在资源有限前提下的抢占,而可以在没有人受损的前提下达到社会总效用的最大。这样前提下的经济学并不与道德的原则矛盾。作为一种普及,书中有大量的实例,语言也是易读的,但可以能看出,这本书最明显的缺陷是体系上的,读来最明显的感觉像是从众多材料和报道中的组合,而没有很系统的综合。
  现在有很多关于道德问题的讨论,其原因在于:旧的道德体系不再适用(五四);人与人的信任的缺失(文化革命);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新的道德体系需要建立,用经济学上的话语就是,需要一种低交易成本的社会环境。由现在的实际情况来看,公德、职业道德的缺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例如网络上讨论很多的关于警察、医生、官员的问题,不过这也不是短期可以扭转的局面。我们需要有一些能够在“社会风气败坏时,仍能不为所动,坚守道德信条的人”,在现今的教育体系下,对道德问题的忽视(这不是仅仅依靠“道德教育”能解决的),不知最后会有什么后果。高等教育的目的如果也仅仅是能够产生一些技术人员,而不是知识分子,我们如何去要求大众呢?
  书后有作者发表文章、他人评述的选编。起初看见时并不以为然,但其中也能了解一些作者的情况,而最后一篇张曙光的文章也很有价值。我想作者写这本书不是为了成为所谓的“道德家”,而是利用经济学理论分析道德问题的一种尝试。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对于客观性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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