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诗已成：我的读书生活

　　Henry Petroski, The Book on the Bookshelf. 1999
　　2003年6月9日购于西安钟楼万邦书店。
　　2003年9月7日读毕。

　　书前译者插入了若干中国学者书房的照片，书房的空间及其布置也可略见现今学人的地位以及各自的品好。这些照片与原著无关，却为译作增色不少。
　　书架(Bookshelf)的功用在于储存书籍。因而甚至连存放书的箱子也成为其中的一种，而且由作者的叙述，书箱也是书架演化历史上的一个阶段，当书籍还处于卷轴的阶段，书箱当然是书架最主要的形式。书架作存储书籍功能以外，还应注意书籍使用中的便利、书籍存放中的安全问题等（水，火，人为的原因等），于是这些也是本书的主题之一。书的作者Henry Petroski是杜克大学土木工程学以及历史教授，了解这样的背景对这本书的阅读是很有帮助的，在书中作者便是力图展示书架演化的过程，而且经常使用一些工程上的视角，如书架结构的优化等。书架的发展与书籍的发展过程紧密联系。由于印刷术的普及，书籍的种类和数量激增，书架及其管理也成为了一个快速变化的问题；书籍装帧式样的变更，也是书架变革的根本动因；作者甚至不断提到电子书籍时代的书架，历史而外，似乎还有不少的幻想（注意作者的技术观点）。现代图书馆以及私人藏书也因为不断新增的书籍，而变换各自的书架系统、编排管理、检索方式等等，曾经帮助整理过大学图书馆的旧书，那些随着岁月失去其使用价值的书籍成堆地垒在墙边，以留出地方存放新的图书。作者便想由这本书成为一种对历史存在的回顾，其实这回顾并不可能局限于书架变化之一域。

　　书籍的装帧，决定书籍的排列方式，以及书架的设计尺寸。书籍并非从开始便由底端竖直摆放的，如果书籍的数量太少，这样的放置是容易损坏书籍的；尽管随书籍的增多，每册书的标识也并非开始便存在于书脊，甚至在历史上有很长一阶段书脊是朝内放置的，这一点类似可以看看线装书的书名；甚至在历史上书籍曾是用铁链栓于书架之上，仅仅是为防止书籍缺失的一种手段，书中所附图片展示了这种触目的书架；……这本书就是在叙说这些我们尚未明知的历史。遗憾的是书中竟没有提及中国藏书楼的问题，中国藏书家对书籍的存放也是拥有众多的“理论”的，倘从中国典籍的边角出发也会有不少的收获。作者写这本书时是将自己紧系于图书馆一个阶段便已完成（作者这样已经完成了基本类似的书籍），材料的获得虽是众多杂乱，却不免遗漏。而这类书籍的写作在国外大都遵循这种方法，因此各类专门史也随之而产生。

　　“书架的故事”，由作者过于技术化的视角，仅仅成为一类叙述分析的器物，而不是与读书人日夜相伴的“挚友”。这与作者的写作方式有关，仅仅是对获得材料的组织和复述，个人的感情因素并不多见。其实对于爱书人来说，存储书籍而外，书架仍有其存在的个人意义。

　　1998年8月12日购于苏州新苏州书城。2003年8月29读毕。
　　以前曾阅读《导论：思想史的方法》（亦分别刊载于《读书》1998.1，1998.2，1998.3，1998.6），留有很深印象。首先，便谈论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同异。以往哲学史以中国文化中可以等同于西方哲学门类的内容罗列而成为“中国哲学史”。但由于中西文化、思维上的差异，许多重要的思想无法归入某种即定的哲学门类，因此作者采用“思想史”（History of Thought）的说法。然而在写作思想史时，对材料的取舍在于作者的立场，或者说作者对于思想史的各人的认同。以后在读及黄仁宇论“三言二拍”小说背后的历史时（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曾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就是试图在一些非传统的文本中读出背景中的历史或思想。传统的思想史的写作往往以人物为章节内容，而作者对“思想史”的理解则在于展现当时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前者由于各家的特性而呈现出跳跃、反复、断裂，但在后者的层次上则相对连续。想起的是别林斯基对于俄罗斯文化的等高线理论，即是文化精英而不是普遍的文化水平来决定一国的文化状态，但这样的说法仍然处在传统的认识之上。至于连续性的探寻，应更具有挑战性。作为人们“日用而不知”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重现，需要的材料便不可能再局限于经典的著作。例如。这一知识体系的传承所借助的教育，便也进入作者应该关注的范围。但对于古代，材料始终处于一种缺失状态，由于思想史写作者所能得到的材料以及写作者的个性，也将导致各自构筑的“思想史”相互差别。在《导论》中，葛兆光便是在阐明自己对于思想史的理解与写作方式。

　　“日用而不知”的东西，如果需要研究，便在于不断“追问”。我们无法像研究客观世界一样，站在研究事物之外，这样的思维本身是充满矛盾的，也就是我们去研究人们思想状态的困境，我们需要的是“镜子”，历史就是这样的东西。人类思想起源在何方，作者在书中提及以下几点的判断依据（p71-72）：
　　
　　“追溯古代人类思想的历程，需要有三个起码的条件：第一，当古人真正有了“思想”。不是说古人意识中的任何活动都是思想，只有当古人的意识活动已经有了某种“非使用性”，即超越了实际生活与生产的具体意识时，它才可能是“思想”。第二，这种思想中形成了某些共识，即被共同认可的观念。就是说，思想活动有了一定的普遍性与抽象性，不能说某人某天想入非非就是思想，而是形成了一些至少在一批人中共同认可的，而且是可以说明不止一个事实的观念才是思想。第三，“思想”必须有符号记载或图像显示，因为没有符号或图像，思想不仅不能交流，也无法传下来为我们所研究，只有古人把他们的思绪与心情留在了他们的文字、图饰、器物等等之中，传达给他人，留传给后人，思想才真正进入了历史。也就是说，对于今人，只有当文献资料、文化人类学的知识和考古发现足以复原古代的一些观念，思想才真正有了历史。”
　　
　　这同时也成为我们判断某事物能否进入思想史的基本要素。于是考古发现也成为早期思想史的重要资料。如是，作者开始了中国思想史之旅。书中作者试图构建的是七世纪前中国的思想世界，他更偏重于一般的思想体系，而不满足于按时间、人物的编排。这样的代价便在于作者必须在众多纷杂的材料中梳理思想史发展的线索，因此对于中国古代的“道”或“终极依据”的探求也自然成为研究的重点所在。然后方是在这一基石上，其他思想史事件的发展演化。

　　“道”或“终极依据”是无法言说的，这在各种文化中也是类似的，它不可能通过语言来表述，只能借助语言来趋近。“天”，在中国思想史中是具有特殊意义的语汇，孔子避免谈论这样的东西，而用礼仪来表达；《老子》一开篇便明言“道可道，非常道”；佛教中的“空”（Sunyata）也曾被译解为“无”。在这一方面不停地追问便成为了“玄学”，以至于语言失去力量，只能依靠思维本身……

　　我所关心的主题，在书中并没有清晰的论述，在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如果说西方以“三段论”作为基本的思维逻辑；那么中国无疑更多的是“类比”。这种印象，读几篇老子便有体会。探其原因，也可以在书中觅及不少的证据。

　　“天”、“地”、“人”；“阴”、“阳”、五行在思想中的价值不言而喻。“天”、“地”、“人”具有类似的体系，在于传统思维方式对三者的认同和类比。因此有巫祝、卜辞，将天象、自然现象与“人”相联系、相对应，便有了结构的相同，而这也逐渐成为人们“日用而不知”的思想。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实际上不仅代表天地的组成，而成为一种同类的归属，互相对应，如东南西北中等等，书中有大量的实例。同类的事物往往也具有相同相似的性质，自然而然类比成为一种广泛认同而且不证自明的思维方式。“阴”、“阳”在中国思想世界中也同样具有它们广泛的外延，而不仅局限于“二进制”、“电极”的简单含义。以上实际上是古代中国思想中对世界图像的抽象。如果引申到“人”，便有了对应的等级，“天”-“地”的结构体系生而如是，那么人世的等级制度便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此也有相应的礼仪、伦理道德体系的存在。按照如此的类比体系，构建了相似的人与人的关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便由是存在。（当然我们应该注意到其存在是建立在何种“合理性”之上的。）

　　另一个问题在于这一思想体系对外来思想的融合以及对变动的态度。以佛教东传的过程，就是多种“信仰”的融合，最后不能明指儒释道三家，拥有一个共通的思想框架（宇宙图景，天人关系以及伦理体系）。虽然这样的体系可以吸收外来的文化，但如果由我们现在来看，作为思想体系的几个基本观念已经逐渐消失，传统的思想体系又如何通过现在的我们来传承？古代思想世界，注重历史的合理性，往往要求“古已有之”，这无疑是对新的一种反抗力量。现时的冲击，由中国“进入”世界开始便已经显现。中国文化中的“中”与“四方”已不再是“优”与“劣”，传统的对应关系已经丧失，对于外来文化无论是主动被动都在大量吸纳；两种文化之间的冲撞，对于合理性提出了质疑；科学的内容以及发展，对于并不具备完整科学体系的中国文化来说，将“天地人”作为客观事物来研究，已除去上面的神秘色彩。由是问题便一再显现，从现今伦理道德的问题来看，无疑需要寻找一个新的思想体系的存在合理性，或者说依据何在？而何种体系将建筑于此之上？

　　1998年暑假购于苏州蓝色书店。
　　2003年8月18日读毕。
　　“白银时代丛书”之一：
　　
总序：辉煌的白银时代——严永兴
　　作为丛书的序言，对白银时代做了一个概观。“白银时代”是相对于普希金等“黄金时代”而言，在二十世纪初在俄罗斯出现的文学现象。作者也简略介绍文学以外各类艺术的成就，试图构建以哲学思想为基础的白银时代的文化框架。文章主要介绍文学上的成就，以及在这一“白银时代丛书”中收录的著作。这里仅仅记录要点：（1）象征主义——索络维约夫（哲学）——安德列. 别雷《彼得堡》——梅列日科夫斯基；（2）现实主义——布宁、高尔基、安德列耶夫；（3）未来主义。

　　丛书收录《彼得堡》（安.别雷）、《撒旦起舞》（布尔加科夫，原名《大师和玛格利特》）、《红木》（皮利尼亚克）、《我们》（扎米亚金）、《红笑》（安德列耶夫）、《踏浪女人》（格林）。丛书的总序所提供的概观，信息量较多。以前的习惯，认为一定要阅读原著，拥有自己的观点而不受序言中评论的影响，而由现在来看，更多的粗略了解放能提供选择的空间，是主动的而不再是守株待兔。
　　
　　小说有两种版本：1916年单行本；十月革命后经作者删节、压缩的1922年柏林出版的版本。本书从前者译出。
　　由情节的角度来说，可以用仅仅千余字较详细地写出，或者更简单地说是关于1905年关于一个沙丁鱼罐头炸弹的事件，地点便在彼得堡。在作者的叙述中，彼时彼地的历史背景事件如淡淡的变化的天幕，在故事背后发生。这么简单的故事，主要人物也在10个左右，经历的时间仅几天而已，却以近700页的篇幅来写，作者并没有按照一般的时间顺序来写，他的叙述是以一个个任务来写，在同一时刻发生的事情。这些事件的交叉时才让读者明白原来不是故事在继续，而是另一面。在王小波的小说中，这样的片段是不少见的。除此以外，更重要的一点在于，现实之外，有很多是心理的描写、潜意识和幻觉的描写，而这些往往是带有象征意义的。那么短短的24小时，有时让人感觉到的是个漫长无边的过程，就象是梦境。这本书的大部分是在从青岛回苏州的火车上读的，读来有时也十分恍惚，不知道什么是现实、什么是头脑中的幻想（意识）。更多的是意识，现实也仅是通过意识堆积起来的，作者称这样的过程为“大脑的游戏”。想来，这也是作者对于现实生活的一种理解。然而达到小说矛盾激化的时刻，作者淡淡几笔便已点到。与俄罗斯的传统文学相比，作者在书中应是进行了新形式的实验。但我们仍然可以见到与俄罗斯传统文学的联系，经常出现的是普希金《铜骑士》中的若干形象；由我的感觉，对于故事情节发展的处理手段，十分类似于契诃夫（不是很有根据，但对于高潮，对于细节上的处理确有相似之处）……传统与实验，于是有新的诞生。

　　来看帕斯捷尔纳克对别雷的评价：
　　“别雷为人过于封闭，过于局限。他写的所有作品相当于室内音乐——仅此而已。如果他真的饱尝了辛酸，他可以写出伟大的作品来，他具备了这种才能。但他从没有接触现实生活。也许迷恋于新的形式是所有像别雷这类早逝作家们的必然归宿？我从来不能理解他们在文学上标新、在形式上立异的幻想。”
　　——卡里斯莱《三访鲍.帕斯捷尔纳克》

　　这里想说明的是帕斯捷尔纳克与别雷不同的文学主张，但也可以从上面的评论，由另一个侧面看待别雷的作品。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别雷用来作为一个新形式的“实验室”，而或许读者们会疑惑于错综的意识描写之中，而不知故事的重心所在。帕氏所追求的是形式后面的内容 (帕《人与事》), 对于别雷的实验当然会有上述的评论。我读《彼得堡》时，阅读的速度一直不能提高，却最终仍然不敢去谈论书中的故事与人物，只是口口声声说新的形式而已。
　　
　　对于俄罗斯的文学作品，阅读的困难之处在于翻译的文本中长长的人名，因此这次做了一个小小的人物名表，帮助自己的阅读，如下：
　　尼古拉.阿波罗诺维奇.阿勃列乌霍夫——多米诺式斗篷
　　阿波罗.阿波罗诺维奇.阿勃列乌霍夫——尼古拉之父
　　安娜.彼得罗夫娜. 阿勃列乌霍夫——尼古拉之母，两年半前离家，后回
　　谢尔盖. 谢尔盖依奇.利胡金——少尉，尼古拉之友
　　索非娅.彼得罗夫娜. 利胡金娜——谢尔盖之妻，尼古拉之爱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杜德金——革命者，将沙丁鱼罐头给尼古拉以刺杀阿波罗
　　利潘琴科——谋杀的策划者，最终为杜德金所杀
　　
　　从书中描写的人物关系来看，尽管有些是有血缘关系、有些是朋友、夫妻，但读来人物关系是一种冷漠、孤独。似乎更多的是“自己”与内心。尼古拉之母安娜的离去与归来，似乎不为夫妻、母子之情所左右；尼古拉与其父亲的关系也十分紧张，甚至尼古拉暗杀的对象是其父亲，而关于暗杀与否的思考也不再是寻常的父子关系；……人与人关系的紧张直接影响到人物各自内心的紧张状态，由此而产生各种幻觉、想象也是令人迷惑的。这样的处理的原因难道就是帕斯捷尔纳克对别雷的评价中所言，作家个人经历的原因？一家之言而已。

　　最细节的东西，作者的描写手法，也体现别雷的新的安排。经常使用整体的一个部分去代替整体，例如用下巴、肩膀、服装等代替人本身，这很像是梦中的形象（片段），同时也类似于观察者的一种呆滞的视角，为表象的混乱所迷惑之后的眼神。这种手法在作品中大量运用、重复出现。另一点便是利用事物的象征意义，如颜色（多次强调一种背景的色彩），由此也可见到关于翻译的问题，在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语言体系之下，这种象征手法是“不可译”的，翻译便意味信息的缺失或改写。如果译者能就此加一些注解，应有助跨语言、文化的阅读。
　　在现时的媒体环境中，这种形式的文学作品，大众会去阅读吗？
　　
　　Ps：安德列. 别雷，原名鲍里斯. 尼古拉耶维奇.布加耶夫（1880-1934）。

　　2002年托姑父代购，估计为一批出版社私印的图书，仅此一次而已。
　　2003年8月16日读毕。

　　全书三卷，千余页文字，正如书名所示为现时中国的一些问题的综述。即是现实中的若干问题，问题本身不是阅读关注的重点，而在于其背景资料。阅读也采用跳读，对于这样的报告性文字，也仅仅是选取能吸引眼球的段落而已。

　　比较关心的话题包括腐败问题、三农问题、高等教育问题、道德问题等。其实网络上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也是层出不穷，只是更想看到这些问题的原始资料和数据。网络上的评论的声音往往压倒了原始的资料，况且资料本身或许也由于现实中的压抑而改变了最初的色彩。如果对这本书有什么评论的话，它仅是作为一套拼凑起来的报告，而不是更多在于一种观点的表达。客观性是重要的，但简单的组合也无助于表述的清晰、客观。意识形态是无法避免的，但如果透过这一层东西，仍然将见到一些触目惊心的现状。

　　在我脑海中最深层的印象，这些现实问题一定有一个根源。由我的理解，应在文化的层面上，或者说最终归结为道德问题（广义的，而不是书中所提及的信用等具体问题）。道德问题的根源在于人们对“善”的认同，而在行为上表现出对善的追求。而现在，在“五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文革”对人信仰的破除之后，何者为善？旧的已经破灭，新的尚未建立。或者说，问题的根源在于现今的道德失范。许多现存的问题，原先可以由道德，这种低成本的约束来解决，但往往会最终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腐败问题，在于官员对自己所为所求的理解；三农问题，其实是在要求一种起码的平等；信用、社会的不公平现象的根源在于人们道德底线的丧失；高等教育又在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其实根本仍然在于“做人”（朱熹语），而不是成为“职业技术学校”……道德体系的影响是根本性的，但它的建立远远不是依靠所谓的宣传（自上而下）那么简单，甚至有时背道而驰。政治学的老师说：“政治就是灌输”，我当时的反应是那么强烈，也许是我不懂政治学的缘故。传统、现代、外来的交汇与冲击，我们在丧失些什么，又得到了什么？这些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