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诗已成：我的读书生活

陈晓卿在博客里写了一篇文章，《小宇航》，说的是和他的儿子乐乐一起到北京儿童医院给小宇航捐款。他在博客里写道：

…回来的路上，儿子反复问我小宇航会不会死。我无言。到家后他又问我为什么总叹气，我想了想告诉他：“将来你长大了，一定要生活在这会制度真正优越的国家，如果你做不到，那就尽可能交点有钱的朋友吧，别像你爹。”

都是些无奈至极的话语。

想到主流媒体不断高歌体制优越性，却没去关心弱势群体。发生这样的情况虽然概率很低，但一旦发生了只能自保。根本无法去体验所谓的“体制优越性”，什么医疗保险都是按照级别、按照收入来区别对待的。自由、平等，在天朝估计只有在中宣部可以找到，都是写在纸上、说在嘴里的。

说说我知道的两件相关的事情。

第一，在德国的一个论坛上知道，一个国内刚到德国读语言班的女生，体检时发现白血病。由于当时已经购买了德国的医疗保险，虽然对于学生保险费用只需要每月几十欧元。但又了保险以后，进入德国医院治疗全程免费。到论坛上发帖子的原因也是需要帮助，不是钱的问题，而是要寻找匹配的骨髓。虽然来了才几个月，如果晚来几个月在国内发现病症，那完全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德国的公立医疗保险，按照收入收钱，但最后得到的医疗服务几乎是相同的，不论你是富人穷人官员老百姓。想到1999年在西安上大学，一个同级的女生得了白血病，同学在校园里募捐，需要筹集三十万的治疗费用。那时口袋里也是没有几个钱，在食堂门口遇到他们，就把口袋里仅有的二十块钱放了进去。几个月以后，这三十万终于筹完了，那时这个女生也因为拖的时间过久，没有撑到做手术的那一天……

第二，在《读书》上读到的一篇报道。都说美国的医疗保险体系比较差，但美国有一个专门的NGO（非政府组织），是给疑难杂症的治疗出钱的。往往一些病症，发病率极低，但是一旦发病就需要几十几百万美元的费用。而这个NGO就是专门为此筹款的。想想“体制优越”的天朝，NGO的命运又是如何？体制本身不去帮助这些弱势群体，又利用体制打压一些民间组织去帮助他们……

陈晓卿和乐乐说的话，只有两种选择，其实在现实中我们也只有这么两种选择。

PS，关于小宇航，捐款地址在这里（安徽人在京，请留下姓名），或这里（儿童希望，请注明胡宇航专用），也可以直接打到孩子母亲的卡上 中国工商银行银联卡6222 0202 0004 8488 775 胡桂荣）。

今天早晨，拿PalmOne看Twitter更新，发现今天怎么如此热闹，看了那么多页都没有到头。原来是推特上很多人在直播广州番禺垃圾的问题，推特上开始互相RT，弄得满屏都是 #pylj。关于焚烧垃圾发电的研究，看来我国是走在世界科研的前列，由此进行的科学研究不发表在《科学》上也要发在《自然》上吧。若干年以后的诺贝尔和平奖、物理学奖、化学奖，看来一定是相关人士囊括的。想到中国终于可以实现诺贝尔零突破甚至大满贯，心里由衷地高兴啊。

在中国，所谓群体运动，大部分都是不明真相的民众抗议，国内记者当然是集体消失，墙外的外文媒体倒是有所报道。自从有了“老大哥”和GFW，现在的状况是国内的人反而不知道身边发生的事情，异常和谐。其实，这就是民主的无效率；专制体系下说建就建，带动GDP直线上升，老百姓还要载歌载舞。

想到德国之前有很多次，村民卧轨阻挡由法国运送到德国的核废料。弄到最后也是大规模冲突，国内倒是有不少报道，难道是幸灾乐祸，或者是同病相怜？

PS: 广州抗议焚烧垃圾图片集：
http://docs.google.com/Doc?id=dgxzgcnt_659xms93dr

最近，土摩托在博客上写了一篇颇受争议的文章，名为《选择性闭嘴》（链接）。讲的是一些文科生不经过调查研究，谈论科技问题，闹出很多常识性笑话。出于“愤怒”，作者的建议是“选择性闭嘴”，有下面这样的文字：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愤怒几句了：你们这帮少见多怪的文科生写手们，什么时候才能学会闭嘴啊？看看国外那些真正有学问的作者，哪个不是精通文理？就拿这本《SuperFreakonomics》的作者来说，他的专业貌似是经济学，但他同时也知道地球物理的新进展。看看国内这帮文科写手，除了会玩点文字游戏之外还会什么？你们的想象力也就到此为止了，随便一个理科生都超过了你们。

此文一出，戳到了文科生们的痛处，作者土摩托立马遭到围攻追打，其中包括曾经是理科生的和菜头。其实，一些科技上的常识性错误，反应的是两面：一方面是“文科写手”喜欢的文字游戏，一方面是中国专业科技人员从事科普的缺失。前者掌握了话语权，后者往往有点默默无闻。其实就算是“理工科”背景的，由于科学里的门类，往往也不是门门精通的，这样一来事先的调查研究和事后的辩证思考显得尤为重要。

看看西方国家，大部分政治家并不太了解科技（不像中国，很多理工背景的政治家）。这些专业政治家们可以叫出大众喜欢的口号。其实这也是文科生谈科技的一个表现，这如果在一个民主国家就有点不受科学家们欢迎了。就像当年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担心的一样，民主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庸俗。这里的说法是科学素养的不足，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科研水平很高，但大众的普遍科学水平不够（例如，公众对于进化论的认同）。不过，科学家们也是有反击的手段的，类似土摩托的愤怒以外，他们可以写写科普文章、做做科普讲座，逐渐改变公众和政治家们的观念。基于互联网，现在这样的传播手段，实际已经有很大的便利了。

最近遇到的一个例子，看到草根网上的一篇《“停滞”才是硬道理》（链接）里这样提到可控核聚变：

那么核聚变，第一是不可控，第二是不安全。至少目前还看不到核聚变可控的希望。那么即使将来核聚变可控了，那也是不安全的。对核能的利用，就好像是把人类绑在了一个火山口上。有人预言，在人类将来的某一天，或许是一次小小的事故，或许是一次恐怖活动，或许是一场战争，仅仅是一个瞬间，整个世界就全完了。——没有赢家，没有输家，也没有见证者。

由于可控聚变工程是现在从事的专业，看到上面的关于“不安全”的写法，是典型的道听途说、耸人听闻。让人联想到之前关于LHC（大强子对撞机）的事情。知道一点关于可控核聚变知识的人，都不会去写出这样的文字。当然可控核聚变和氢弹原理有一定的类似，但造出来的反应堆根本就不是一个定时氢弹。否则怕死的法国人怎么可能同意建在自己的土地上？实现氘氚反应，需要提供上亿度的高温环境（wiki）。在反应堆事故中，一旦真空壳破裂，聚变反应堆里的氘氚反应条件自动解除。哪里来的氢弹？哪里来的世界毁灭？

在很多问题上，往往经过论证有逻辑的论述，没有耸人听闻道听途说的说法受欢迎。后者可以作为吹嘘的资本，它不乏听众。但对于真正的文明发展，是不具有任何建设性作用的。土摩托的提议，“选择性闭嘴”倒是不一定。对于作者们，在写下一些文字之前，为了避免这样的错误还是多考虑一下、多调查一下。读者们明辨一些论据，也是需要经过一定思考和训练的。另外，文科生写点科技进展的文字也未尝都不好，由此查找资料，也算是科普的过程。最主要的是文笔好，写出来的东西，公众愿意去读（暂且不论对错）……

在《今日加州理工》（Caltech Today）的头版头条的报道：

Tsien Hsue-Shen, PhD ‘39, a Caltech alumnus and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 died on October 31. He was 98.

Tsien worked for the U.S. military on advanced rocket projects and had been commended by the U.S. Air Force for his contributions to its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fter World War II. But in 1950, the Chinese-born scientist was accused of harboring Communist sympathies and stripped of his security clearance.

No evidence was produced to substantiate the allegations, and Tsien and his colleagues in academia, government, and industry protested that they were nonsense. Nonetheless, the INS placed him under a delayed deportation order, and for the next five years he and his family lived under U.S. government surveillance and partial house arrest.

In September 1955 they were permitted to leave for China, where Tsien resumed his research, founded the Institute of Mechanics, and went on to become the father of China’s missile program, a trusted member of the government and Party’s inner circle, and the nation’s most honored scientist.

10月31日，钱学森刚去世，当天就有很多人在非常不厚道地挖掘以前的旧闻，例如1958年《人民日报》上的农业文章。然后联系因果，说钱应该对自然灾害中去世的人负责。这样的因果关系，看来只有一些中国人可以想出来。一个导弹专家写的农业文章，一个科学家说的马列主义，谁愿意相信就相信了吧。按照这样的标准，把中国当时的文章都挖出来，看有几个人是“干净”的。我现在读八十年代《读书》杂志上的文章，文革印记还是非常明显的，却只距今二十年时间。如果都以现在的要求去要求“古人”，估计中国整个历史上就没有一个“干净”的，以前没有、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有……其实，这些号称具有批判精神的国人，往往还掌握着一定的网络话语权。他们与之前的浙江大学领导对待涂博士是没有区别的。抬高自己都是以压低他人、推卸责任为基础的，当然他们是不会承认的。如果“理性”批判，到最后连一点宽容都没有了，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批判？我只能解释成“为了吸引眼球”。

当时出于愤怒，在Twitter上骂人。现在，对骂这些人是“疯狗”还是不后悔。那时这样写道：

一个人物离去。一群疯狗偏偏要将人物的尸体脱下神坛，撕扯，欢叫。而根本不去考虑一下这个人物留下的东西，带给国家的不同，带给世界的不同。不知道疯狗们撕扯的时候，会不会看看镜子，镜子里面是什么样的嘴脸。

大学时代，去得最多的一个建筑，就是以钱学森命名的，建筑入口处就是钱学森的头像。另外，和钱学森的专业背景也是相通的，于是也很能够了解到他的贡献。钱学森生前对于中国现代教育的提问，倒是我们最应该考虑的东西。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冯·卡门（这里有他的学术家谱），他是钱学森的博士导师（冯·卡门还有一个中国学生，林家翘）。钱学森是他最得意的弟子之一，在他写的The Wind and Beyond一书中，他为钱学森专门写了一章，名字叫做《钱博士和红色中国》（Dr. Tsien and Red China）。历史上往往是学生给老师写传记，到钱学森这里倒是老师给学生写传记。例外一本钱学森的传记，出自张纯如（Iris Chang）之手。

钱学森的那个关于中国现代教育的问题，就是关于杰出人才的：

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一个社会如果缺乏对于人才的基本尊重，那么还谈什么教育和培养“人才”。尤其在一个“杰出人才”离去的身后，跳出如此多的“小丑”拿着放大镜，寻着伤口。而这样的伤口实际上不仅仅属于一个人，它属于整整一代人。

附报道原文链接：http://today.caltech.edu/today/story-display.tcl?story_id=39604

链接：倍可亲上的新闻（需要翻墙）。海归博士浙大跳楼。

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是从一个已经回浙江大学的同事那里得知的。那时是9月27日，我们坐在空荡荡的候机大厅里闲聊。当时的故事版本，由于浙大的新闻封锁，还没有人名。只是知道一个美国名校毕业的博士，在今年回到浙江大学，谈好的副教授职位没有落实，拿到一个博士后/讲师的位置，由于心理落差而跳楼自杀。

最近从国内出差回到办公室，看到国外的几家华人媒体开始报道。听到了“涂序新”和“西北大学”。终于联系到一个以前知道的人身上。

很多悲剧一旦联系到身边的人，就骤然增加了悲剧的力量。

（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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