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后，最大的变化，还是我们的大学生们。也许，理想主义很容易被人利用，而结果往往也是如此，就像二十年前的那个结局。但可怕的是，二十几岁的青年没有一点理想主义，眼睛里只有势利闪烁。踏进大学的大门，想到的如果仅仅是毕业以后的出国、或者一个好的工作，那是多么大的悲哀。
二十年后，当时的青年们都已经步入中年。更多的理性，而不是冲动；更多的事业和家庭，而不是单纯的理想主义。但他们曾经有一段“青春”，印刻在记忆里，无论是无悔的、还是遗憾的。
二十年后，我们依然无法直视过去，而选择压制、或者选择沉默。不谈论那段历史，还在一边说日本人不愿面对历史，我们自己愿意面对吗？需要的是理性地思考，绝不是道听途说，或者谩骂，更不是避而不谈。
二十年后，也许见到生活的改善，我们甚至对于当时的暴力心存感激。然而，忽略社会的不公，也许是因为你就在不公的另一边。等到换了一边的时候，发现原来那一边没有人愿意站出来替你争取。而自己已经无言。
二十年后，这样的寂静……
前几天，桑林志上有篇文章，谈论杭州那辆车的时速。博主是搞科研的，引用了下面的一张图，关于撞击距离和车速的关系，是别人比较模型和数据的图。结果，被后面回复的人说成是"五毛党"。唉～这个世道。
那个"20米远，5米高"的说法一出来，大家都纷纷开始用高中物理知识来解释，算个大概时速。以前说过，我不太关心具体的时速，反正都是超速，也造成了同样的后果。不过还是要强调几点，实际的碰撞过程，远远比高中物理复杂。先不说原始数据的准确性，例如车重、车型、撞击角度、体重、抛物线高度以及距离等等等等。更重要的是，这不是一个理想弹性碰撞，看到那辆肇事车的照片，左侧和车窗的严重破损，其实就是一个耗能过程，材料通过塑性变形、屈曲、和断裂系吸收能量，包括碰撞时候发出的声音。更不用提，人体组织具有一定粘性，可以吸收和消耗一定程度的外界冲击。倘使忽略这些因素，那么一般算出的都是一个速度的下限。
而上面那张图，也是存在不少问题的。第一，看到的是20m这个距离，模型给出的车速从36到72km/h，误差很大。而模型这么大的误差（灰色区域），在于实际数据（黑色三角）对比过程中，都没有涵盖所有的数据点。甚至，我还可以给另外一个极端的模型，说无论人飞多远，车速在0到500km/h之间。所以，根本上这只是一个参考。桑林志上引这个图片，本来没有什么问题，多一点参照，总比胡乱质疑的好。
我比较相信的是，基于现场刹车痕迹和轮胎类型得到的结果。而这些细节在杭州交警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根本没有提到。当时在想，如果那批人不都是些官员，而有一两个搞技术的人，说点"实话"，情况就会好很多。比如，在陈述肇事者方面证词以后，讨论一点具体的现场测量过程和数据，然后说调查正在进行。这样的效果远远比直接 采用肇事者方面证词好得多。类似于写科研文章，你不说过程，只说一个结果，而且这个结果来源可疑，别人怎么相信你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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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档： 天堂里的那些事
2009年5月7日傍晚，在号称"天堂"的杭州发生了一件事情，和后来一系列事情。第二天，就看到几个论坛上铺天盖地的讨论，一直不愿在当时写些什么，总觉得有些表面下的东西。到底这件事情触及到了什么？
很多人说是仇富心理，比较到被农用车或者出租车撞，就不会有这么大的社会效应，而恰恰现在就是所谓"富家子"。其实，仔细想想，根本就不是什么仇富，而是对于那种赤裸裸的权钱交易的忍耐已经到了边缘。肇事者的母亲，第一时间到现场，首先想到的是打电话找关系，搞定这件事情。网上流传的肇事者朋友在现场聚集调笑的照片，让观者愤怒。其实，不仅仅反映出的是他们对于生命的默视，而是他们对于类似事件的熟悉。父母的行为，耳濡目染，无论出了什么事情，几个电话，一堆臭钱都可以搞定，不用担心。
事发第二天，杭州交警就做了一次新闻发布会。里面采用了一些模棱两可的手段，这也是之后提问时间的焦点。例如，车速的问题，采用的是肇事者开另一辆车同行朋友的说法，说当时看了一下码表，时速70。而对于路人的证词，交警提到他们无法正确估算时速，这个我也没有异议。无论如何，70km/h 也是超速。如果我在现场，想问的问题是，
对于那两辆同行的车，司机自己都承认开到70，也是超速，你们如何处理了？对于同样违反交规的人的证词，你们是否可以采信？
类比一下，三个人去抢银行，枪杀了一个人，另外两个劫匪证实第三个人没有开枪，警察怎么处理他们的证词？杭州交警的做法就是，放走另外两个，然后说按照两位证人的证词，说第三个人没有开枪？对于时速是70，还是100，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毕竟导致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夺取了另外一个青年人的生命。想了解的是，交警到底是如何办案的，什么样的流程，怎么拿到证据的。
在西方国家，类似权钱交易的事情也是不少。近的就有希尔顿家族的大小姐Paris，她在无照驾驶之后（驾照因为之前的酒后驾车被吊销），被判拘留45天。过了若干天，疏通关系，悄悄出狱。结果被新闻媒体盯上，铺天盖地报道。由此，还讨论了不少美国司法公正性的问题。而相比较，中国的新闻媒体太"和谐"，不是事实上的"和谐"，而是对很多不"和谐"的集体噤声。虽然在媒体上看不见，法制体系里的一些不公正，是大众心知肚明的事情。也可以解释这次事件之后，如此剧烈的反响。比较农用车或者出租车，农民和出租车司机没有那么多的"关系"，可以影响到司法和执法的公正性。而一旦涉及到"富家子"，在大众心里，早已经有了预期不公正的结果。只有出来抗争一下，才能改变。
这件涉及到大学生的事件，距离64事件二十年有些太近。估计到最后，一定是低调处理，"严惩"一下肇事者，控制言论，"和谐"一些论坛和博客。二十年前，社会不公、权钱交易、法制沦丧、言论控制，似乎尚未及现在的水平，至少没有这么赤裸裸。如今，一味表面上的"和谐"，只能把社会推向悬崖边缘。而从现在来看，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还比较渺茫。
上个世纪初，鲁迅在《野草题辞》里这样写：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表面上的"和谐"，恰如我们能见到的地上的"野草"和"乔木"，"地火"却一直不见。
我想，现在需要的不仅仅是一次公正的处理，而是在呼唤一个公正的法制体系。它不受金钱、权利、媒体的影响，一视同仁。
......
上面的这些事情，就发生在中国一个号称"天堂"的城市里。其它的中国城市又会怎么样？
在这里看到的一组图片。感谢原作者精心收集。这些照片的展示的，不再仅仅是历史的重复，而更多是人性恶的一面。毕竟，先前的受害者在半个多世纪以后，异常地健忘，成为了实施暴力的一方。
黑白与彩色之间，难道真可以说出两个系列之间的区别吗？
先前两次中东地区冲突，一次是以色列和黎巴嫩，一次是在加沙。在德国境内各地有黎巴嫩裔、巴勒斯坦裔的游行，呼吁西方政府的关注。不过毕竟在德国和以色列之间，有过多的历史瓜葛。喜欢说三道四的政客们，都异常的安静。那时，还没有上台、喜欢演讲的奥巴马，在面对加沙地区平民伤亡的时候，仅仅说了“no comment”。一个观众在电视节目里就批评，其实需要的仅仅是作为一个人类的评论，很可惜奥巴马没有做到。那时，经常关注CNN的报道，以色列人很会玩些小政治手段，在采访中经常派出军方中的女士。于是避免了一些尖锐的问题，而那几个女士几次搬出母亲的角度，来回避一些关于军队屠戮儿童的问题。不知道以色列人，是不是记起，当年纳粹德国的宣传，是不是有些类似，就像下面的照片。
中西文化的一个差异在于，西方人缺少一种“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维模式。他们更喜欢的是“己所欲，施于人”，例如灌输式传教、例如对于西方民主和自由的推行。且不论卖的是不是好药，至少自己不愿意吃毒药，就不要给别人吃毒药好了。更喜欢中式的思维，“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更多图片在这里）
有些震惊地看到下面的故事。
华东政法大学杨师群在Blog里写道：
今天被领导叫去谈话，说有上《古代汉语》课的学生到公安局和市教委告了我，说我在上课时批评政府，还谈到"法轮功"、"九评"等内容，上面已立案侦查。真令我啼笑皆非：政法大学的学生居然还和文化大革命时的思路一样，为了告发老师为反革命，可以不择手段。可悲啊！这几个中国的大学生。
记得在上《古代汉语》课时，我当然会批判一些与课文有关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某些传统文化问题上如果与当今有一些关系的话，我也会联系当今和批评政府。但说我谈论"法轮功"、"九评"是不是太离谱了，这有必要吗？何况本人并不懂"法轮功"，也从来没有接触过"法轮功"，一句话我还不具备谈论"法轮功"的资格。
记得下课时有二位女同学找我，愤慨地指责我怎么能批评中国文化！批评政府！甚至眼睛里已经含有泪水。这样热爱中国文化与中国政府的同学，我很敬佩，你们有这样的权利！但为什么我就没有批评中国文化和政府的权利呢？所以我告诉她们：我也有发表自己看法的权利，如果你们不愿意听我的课，以后不要选我的课就是了。不料，她们居然到上面去告我，甚至还添油加醋地给加我一些"莫须有"的罪名，真让我大跌眼镜。
要知道，这种事情如果说它发生在清朝末年，可能还会有人相信；而要说它发生在民国初年的"五·四"时期，就不会有人相信了。你们知道那时候的青年，已经基本接受了"民主"、"自由"、"人权"的理念，所以一般不会发生这样的怪事了。而如今，却依然还会时常发生在21世纪的中国，并且就发生在中国的大学里，这就太让人匪夷所思了。想到最近中国的学校中发生的一系列怪事，我只有默默地为中国的社会和人民祈祷：什么时候中国社会才能走出愚昧？中国教育才能走上正轨？中国的学生才能比较正常的思维？
文章已经被删除。SOHU的博客，我已经不敢冒了。我更相信，这个删除是所谓SOHU博客管理员的行为，因为以前有这样的例子。
上面的事情，难以想象的主要是发生的地点，中国的大学。这些"告密"的大学生们，竟然还是政法大学里的。没有据理力争，阐述观点和辩论，而采取"下三滥"的文革手法。竟然还能"立案侦查"。错误的言论，完全可以通过辩论和驳斥来推翻，而不是借助外界的势力来压制。当然，老师们在讲堂上有一定的话语权，但毕竟属于言论的领域，而不至于需要"立案侦查"。知识分子的基本社会功能之一，就是批判现实，而现在竟然没有认同，竟然还可以剥夺批判的权利。参与剥夺行为的人，竟然还有那些政法大学的大学生。
上世纪60年代的那次革命，很难完全归结到几个领导人的昏庸，而更像是人性中恶的一面的积累和爆发。难怪4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有这样的行为存在，而且存在于一些所谓"精英"们的头脑里。伏尔泰300年前的话语，"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经常，我们选择性地失明、选择性地失聪、选择性的失忆......
昨天上午，一个罪有应得的北京青年和中国的法治一起死亡了。知道的时候，绝对不是惋惜前者，但如此迅速的判决和死刑，想来少不了来自某些人的影响。而更进一步，这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以后这些从政法大学出来的学生，将怎样决定中国法治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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