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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搞社会科学研究的第一条件?

2008年8月27日 1 条评论

在最近的《关于调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同行评议专家库的通知》中,有以下的文字: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同行评议专家应具备的条件

  • 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自觉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一致,具有较好的政治素质和理论素养,具备较强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
  • 2、具有较高的专业学术水平,熟悉本学科领域的前沿和动态,从事实际研究工作,公开发表过研究成果,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 3、具有优良的学风和很强的责任心,办事公道,信誉良好,热心国家社科基金事业。
  • 4、年龄一般在65周岁以下(可以是退休专家),其中中青年专家的比例不少于30%。”

PS:看到雷人的第一条。想到要是在美国,在研究领域写出类似话语,例如“自觉与小布什同志保持一致”的口号,一定是非常搞笑的题材,会被那帮TalkShow的人当作语录传唱。不过,估计大家(包括所有搞社会科学的人们)看到这样的话,第一个反应是看看日历,今天到底是不是4月1日。

昨天,午饭的时候和同事说到这个事情。有个同事说以前在公路上连续看见两个标语,第一个是“高举xx伟大旗帜”,后面是个立交桥,上面写着“限高5米”。

感觉在国内搞科研真的挺困难的。还好,估计理工科状态稍微好点,不过也不是确定的,例如,搞水利的黄万里先生。我现在很害怕看到国人对此的反应,因为大部分人认为这个很正常。这种“正常”的状态,才是最不正常的地方。就像上次对《歌唱祖国》的反应。实际上,这种状态,好的提法是“习以为常”、“适应环境”,坏的提法就是“麻木”。以至于将成人的价值观,直接强加到儿童们的身上,套以“国家利益”的名义。而听到小朋友说出已经成人化扭曲的话语,赞赏不已。现在,可以想象当年鲁迅在日本看到围观群众录影时,内心的感受。倘使先生没有到日本留学,会不会也逐渐成为围观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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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以后...

2008年8月20日 没有评论

其实,一个项目、一个空缺的位置,如果只有一个候选人,那并不一定是选择此人的充分条件。更多的时候,空缺反而比凑合更好。

可惜的是,这个道理在一年以后才认识到。主要是当时并没有做好最坏打算。因为总是在情理上,不能也不愿在最初对人与事有完全负面的假设。

阿Q一下就是,可能这还不是最差的情况。:-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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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歌唱祖国》

2008年8月12日 2 条评论

张导演拍了一辈子电影,可能已经混淆了表演和现实之间的界限。如果仅仅从做秀角度来看,似乎说得过去。但是,有三个问题

一)在"真"与"美"之间,选择什么?什么是第一位的?
二)除开场面上的话语,林、杨两位小朋友心里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
三)新闻里还提到,最后选择是考虑到中国的国家利益。这反映了中国现在什么样的价值取向?

现在,对西方关于中国的评论比较敏感,但很多看来也不是空穴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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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和科学的三个条件”到言论自由

2008年6月6日 5 条评论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提到,哲学和科学的诞生需要三个条件:

一、好奇心。是人们对外部世界所表现出来的困惑和惊奇。有了这种感觉,就会感受到自己的无知,并为摆脱无知而去求知。

二、闲暇。知识阶层不必为生计而忧虑,他们可以专心致志地从事自己喜欢的脑力劳动。

三、自由。哲学知识纯粹为了自身而存在,没有别的功用目的,人们对哲学的思考是自由的,不受其他目的和利益的支配。

想想我们的大学里,是不是可以提供这样的三个条件?世界一流大学的梦想,难道就停留在高楼大厦?想来,中国大学里最缺少的是一些"怪物",耐得住寂寞、反世俗价值观。而远远不是去制造千篇一律、适应现有社会价值体系的毕业生。至少还需要一个可以接纳"怪物"们的校园。

而现在,最缺乏的就是亚里士多德提到的最后一个因素,甚至在校园里。亚里士多德强调的"自由",多少是自发性的,"不受其他目的和利益的支配"。倘使一个社会根本就没有言论自由,想来自发的"自由"也无法实现。言论自由不仅仅是哲学和科学的基本条件,也是民主的根本特点。民主远远不是"少数服从多数",也不是简单推行"普选",但至少是要给某个观点一个充分阐述的条件,然后让民众来进行理性的思考和选择。也有人提到,国民普遍教育水平偏低,所以不能有言论自由。这个逻辑根本就不成立。王小波有个的例子,说写剧本小说,按照什么人的理解水平写?让所有人都能够理解,否则就禁止发行?其实,只要拿个大棒,把每个人都敲得一样傻就行了。

举个例子,Blog原则上是一个个人的空间,写文章的人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很多人都直接用真实身份来写。但国内很多的博客服务,都是有"和谐"的功能的,往往实现起来是通过关键词的过滤,例如"藏独"、例如"家乐福"、例如"校舍坍塌"等等。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哪里来观点的阐述?

有时候觉得,我们的爱国青年们其实非常可悲。在网络上连ZF、GCD的全称都不能用,却对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政府的任何指责都异常敏感。对于一些理性的声音,大都表现出"普遍"的单一的态度。感觉扣起帽子来,应该跟文革是没有太多区别的。难道这就是我们的"国民性",还是我们教育的问题?

分辨人权和主权的话题,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对于前者,我们自己没有太多发表意见的空间,难道别人帮我们说出些话语,都是不恰当的?可能这些别人的话语带有偏见、带有误解。这往往是无法避免的,我们推己及人,别人也是这么看待我们的。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误解"只能通过对话来解决,而不是对抗,更不是比谁的人多、谁的声音洪亮。当别人都不再"误解",自己又不能谈论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太晚了?

不可否认,"人权"一直是西方国家手里的一张牌,出了几十年了,以后还会继续出。这张牌后面,更多的是利益。但这张牌表面上,要求的是"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在这次汶川地震中,我们窥出一点意味。但,似乎又如流星般短暂。

记得看到一篇文章,说在美国校园里,藏独分子发表演讲,听众寥寥无几。场外却聚集几百个热血青年,高声呐喊,用喉咙压制藏独的扩音器。一个美国人看到了,其实他与两个方面都没有太多关系,但最后他用"disgusting"(恶心)来形容这个场面。作者是热血青年中的一员,事后他反应过来了。正如,伏尔泰说,"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很多年前,看到一张台湾人游行的照片。无论蓝营绿营,参与者都普遍地流露出那种赶集时候捡到便宜货才有的笑脸。我跟家里堂主共同欣赏完说,"民主被台湾人弄成这样简直就是笑话"。但是,就在我参加一个在卡尔斯鲁尔举行的华人集会以后,组织者在之前和之后的表现,满嘴"小范围民主"、"少数服从多数"。让我开始重新考虑那些台湾人的笑脸了,甚至很多时候,我羡慕他们可以有拥有这样的笑脸。

PS: 后面的感想,是前两天看到别人一篇关于校舍坍塌的博客文章,写得比较理性。昨天却得知被"和谐"了。这种行为本身,不知道代表了谁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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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16日 6 条评论

如果给我们一个用双手去救人的机会,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去做。现在身在海外,我们只能去做我们能够完成的事情。虽然每天关心着,总是那么无能为力。

今天中午和老陈在布告栏贴出了告示,并在食堂门口发了些传单。竟然还有一个人简单问了情况以后,说 "no body knows it"(没有人知道这事情呀),搞得我们两个像是骗钱的。当然,这更多的还是德国媒体的责任。下午的时候,特意去布告栏看了一下,留下的德国红十字会捐款的信息,几乎没有人动过。我一直在想,实际上最后还是要依靠我们自己。这一点,从西藏暴乱里,已经可以看到西方政府和媒体的种种嘴脸。而 NGO(非政府组织)的帮助,我们还是非常需要的。

CNN网站上有一个关于汶川地震的新闻。说受灾群众,在那里等待着救援,而没有抱怨,似乎知道他们一定会被救助的。我感觉这句话更像是针对美国人说的,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两年前的新爱尔良。在这样的时候,信念还是非常重要的。不管这个信念是关于政府的也好、亲人朋友的也好、超自然力量的也好。我觉得这个记者似乎有些很难想象,一个独裁的、无神论的国家里,民众在这样的灾害里,依然保持着信念。更不用说,从各地自发赶到灾区救援的普通民众了。例如,陈光标,写博客的周曙光宋石男等等等等......

看到那些疲惫而不言退缩的人民子弟兵(我现在才真正明白这个名字的意义!),看到那些从各地满载救援物资、自发驶向灾区的"普通人",看到依然拥有坚定信念的灾民们......这片我们深爱的土地,还有什么样的理由不强大?

天佑吾国,天佑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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