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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外!“专家”武书连又出06大学排行榜

2006年1月15日 2 条评论
对于“专家”,我们实在没有提意见的权利。并且近年武“专家”也由此名利双收,只有羡慕的份了。
 
不过还是有一点想说的,就是武“专家”数钱的空余可以考察一下德国的大学排名(专业为主,各种意见,只分3个级别)。不过,DAAD的排名只适合学生选择学校,不适合赚钱。
 
2006中国大学排行榜:
DAAD:
 
专家简介:
武书连是我国大学评价和排名领域知名专家,《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组长;其在核心期刊发表的有关大学评价的论文数量居国内同行第一名,其有关大学评价的论文被引用次数居国内同行第一名,其研究成果被其他学者在学术期刊专题评论的次数居国内同行第一名。武书连也是国内第一个将中国大学排名的历史和现状系统整理出来介绍给公众的专家。
《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联系电话:0755-83460023 0755-25964446
电子信箱:wushulian@vip.sohu.net
 
这个简介很有武同志的特色,多次强调”第一“,稍微做些学术的人都会谨慎地用”第一“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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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文博客"最小"博客奖

2006年1月15日 没有评论
实际情况,我不清楚,不过想来是“妈妈”代劳的,以前看见一个准妈妈写“怀孕日志”,不知道以后是不是就是新的“吉尼斯记录”了。
 
主要反感的是这样的炒作,现在看看sohu的新闻,到处都是些可以增加点击的“广告”“图片”,而相比较国外的几个大的媒体网站(特点:界面简洁;评论观点清晰。吸引人的是点击以后的,而不是相反。),感觉几家国内“主流”新闻网站有些不务正业。毕竟是在做媒体的工作,而不是纯商业。关于”注意力经济“毕竟并不只有粗俗一面,做主流媒体需要清晰的定位,而不是所有的可以吸引目光的都集成在一起。
 
恩,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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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Zacks《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

2006年1月12日 1 条评论
* 《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
[美]理查德.扎克斯      李斯 译          海南出版社

  Richard Zacks, An Underground Education: The unauthorized and outrageous supplement to everything you thought you knew about art, sex, business, crime… 1997.
  2003年7月5日购于西安钟楼万邦书店。2003年10月9日读毕。
  本书是对西方历史中不为人所知的事件的堆积,许多是远离正统的“历史”轨迹的,甚至有许多是触目惊心的。由于以前通过其他的途径了解了其中不少的事情,例如《读书》上对于天决定罪的讨论,但对于大多数的读者来说,书中一定是有不少可以拿来作为谈资的东西。历史进程中的逸事的形成往往有下面几种原因:人类由于时间推进的遗忘;对历史主流之外时间的忽略(这种忽略的最终原因将在下文谈论)。对于前一种逸事的重提往往是现时的一种需要,例如纪念,中国人喜欢在传统中寻找人与事存在的历史依据,因此这样的重提就是说这样的事情是以前就有的;而后一种的形成则往往是由于事件本身与主流历史的意识形态相悖,而当读到这样的文字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历史也有这样的一面。无疑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大多是对后一种逸事的重述,而这样的材料仍然是众多的,作者对于材料的选择对于书的影响非常巨大。
  读完这本书之后对于作者和这本书的感觉是:哗众取宠、存在许多显然是故意选取的粗俗材料。现代的经济学已经对“哗众取宠”做了重新的解释,它是必然的,是吸引“注意力”的有效手段,而注意力又导致了信息传播的根本途径。由于这种吸引“注意力”的重要性,许多的媒体面临着被迫变化的必要,例如新闻,现在网络上的新闻文字也体现着这样的变化。如果这本书出现在几十年前,估计一定是许多主流话语的批判对象,甚至在现在,《纽约时报》仍然在说:“扎克斯在粗俗和反常方面有所专长”。许多的材料触及了文化中的禁忌,例如对人类刑法残忍性的披露、许多历史人物的个人隐私、不少甚至是明显扭曲的传闻。作者不在乎自己是否在写“历史”,而是所谓的另类历史,这种定义带有很浓烈的个人特征,换言之,作者对于材料的选择和组织非常随便,他写下的是他认为的“历史”。幸好这几天在看一些语言哲学方面的书,说到定义(Definition)的几种误区,其中就有利用个人的定义来偷换概念。作者不是在写真正的历史,那他写这样的“另类历史”又拥有什么样的目的?我想到的仍然是“更多的眼球”。
  然而,如果换一种眼光来看这种“粗俗”,什么是“粗俗”?如果这样的定义仍然是按照主流话语来进行,这本书的主旨就必然决定了它的特性,既然是反正统历史的材料,那么就无法避免“粗俗”。这些历史为什么会变成“Underground”,也就是说是什么决定了前面提到的第二种忽略,这样的问题必然会导致对于什么是正统历史的置疑。读这样的书,将看到的是历史的另一个面,在为我们引以为豪的文明背后,历史竟然有这样的东西!是什么东西迫使我们去遗忘,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遗忘是因为时间的演进,但实际上存在着另外的一种力量。“焚书坑儒” 就是这样的例子,强势的权利(或者是话语权)安排了这样的历史,强迫人们忘却曾经存在的各种知识思想,甚至历史中许多类似“焚书坑儒”的事件本身都已经被遗忘了。另外的一点就是,在不同的地域,对待相同的历史事件是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态度的。这样的例子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认识问题,中日双方有截然不同的立场,对于日本来说这一事件的陈述可能就是“Underground”的,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强权能够作为历史改写的决定因素。如果若干年以后,双方都已经将“南京大屠杀”遗忘,那么一定是由于不同的原因,这样的假设很可怕,不过历史上是不是有许多史实就是有这样的结果的呢?因此不断强调重复这样的存在,是否也是一种纪念、一种反思?关于作者,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假设,如果一个人坚持着质问我们不证自明的东西,而我们却无法回答,那么我们一定认为这个人是思想错乱的、无逻辑的、粗俗的。我们又回到最初对于“粗俗”的追问之上了。
  其实一本书能够带来的东西是多方面的,暂且拿起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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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9月其他阅读的书籍:

2006年1月12日 没有评论
  2003年9月其他阅读的书籍:
  
  《辜鸿铭别传》赵玉刚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年8月购于苏州古旧书店。王小波的杂文中,对现在辜鸿铭流行的现象有所嘲讽。在崇尚个性(有时是变态的个性)的时代,辜鸿铭真的很容易“流行”。想来王小波并不是对辜鸿铭的嘲讽,而针对的倒是现在奇怪的风尚。注意到辜鸿铭的两点:民族主义和反潮流。精通多门西文而反归中学;他人赞同和崇尚的他反对。传记的后半部分没有什么精彩的地方,难道是因为辜鸿铭的怪异逐渐走向极端?
  
  《我们仨》 杨绛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年9月6日购于西安钟楼万邦书店。作者用平常的语言回忆家庭中的往事,平淡中能够感受到丝丝亲情。“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网上见到说作者继承了一贯的“罗嗦”的风格,可是在这样的回忆中,那么多的往事,甚至一件事情可以有几种滋味的回忆,如果用个人的语言如何能够叙述完。
  
  《人类酷刑史》 Brain Innes  李晓东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The History of Torture. 1998
  借阅于交大钱学森图书馆。(D909.9.7)作者是美国人,讲述几乎世界上所有民族的酷刑历史,除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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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洛斯基《书架的故事》

2006年1月12日 没有评论
* 《书架的故事》
[美]亨利.彼得洛斯基
冯丁妮、冯速、万绍愉 译                  海南出版社

  Henry Petroski, The Book on the Bookshelf. 1999
  2003年6月9日购于西安钟楼万邦书店。
  2003年9月7日读毕。
  书前译者插入了若干中国学者书房的照片,书房的空间及其布置也可略见现今学人的地位以及各自的品好。这些照片与原著无关,却为译作增色不少。
  书架(Bookshelf)的功用在于储存书籍。因而甚至连存放书的箱子也成为其中的一种,而且由作者的叙述,书箱也是书架演化历史上的一个阶段,当书籍还处于卷轴的阶段,书箱当然是书架最主要的形式。书架作存储书籍功能以外,还应注意书籍使用中的便利、书籍存放中的安全问题等(水,火,人为的原因等),于是这些也是本书的主题之一。书的作者Henry Petroski是杜克大学土木工程学以及历史教授,了解这样的背景对这本书的阅读是很有帮助的,在书中作者便是力图展示书架演化的过程,而且经常使用一些工程上的视角,如书架结构的优化等。书架的发展与书籍的发展过程紧密联系。由于印刷术的普及,书籍的种类和数量激增,书架及其管理也成为了一个快速变化的问题;书籍装帧式样的变更,也是书架变革的根本动因;作者甚至不断提到电子书籍时代的书架,历史而外,似乎还有不少的幻想(注意作者的技术观点)。现代图书馆以及私人藏书也因为不断新增的书籍,而变换各自的书架系统、编排管理、检索方式等等,曾经帮助整理过大学图书馆的旧书,那些随着岁月失去其使用价值的书籍成堆地垒在墙边,以留出地方存放新的图书。作者便想由这本书成为一种对历史存在的回顾,其实这回顾并不可能局限于书架变化之一域。
  书籍的装帧,决定书籍的排列方式,以及书架的设计尺寸。书籍并非从开始便由底端竖直摆放的,如果书籍的数量太少,这样的放置是容易损坏书籍的;尽管随书籍的增多,每册书的标识也并非开始便存在于书脊,甚至在历史上有很长一阶段书脊是朝内放置的,这一点类似可以看看线装书的书名;甚至在历史上书籍曾是用铁链栓于书架之上,仅仅是为防止书籍缺失的一种手段,书中所附图片展示了这种触目的书架;……这本书就是在叙说这些我们尚未明知的历史。遗憾的是书中竟没有提及中国藏书楼的问题,中国藏书家对书籍的存放也是拥有众多的“理论”的,倘从中国典籍的边角出发也会有不少的收获。作者写这本书时是将自己紧系于图书馆一个阶段便已完成(作者这样已经完成了基本类似的书籍),材料的获得虽是众多杂乱,却不免遗漏。而这类书籍的写作在国外大都遵循这种方法,因此各类专门史也随之而产生。
  “书架的故事”,由作者过于技术化的视角,仅仅成为一类叙述分析的器物,而不是与读书人日夜相伴的“挚友”。这与作者的写作方式有关,仅仅是对获得材料的组织和复述,个人的感情因素并不多见。其实对于爱书人来说,存储书籍而外,书架仍有其存在的个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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