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朽》
Milan Kundera
王振孙、郑克鲁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年7月5日购于西安钟楼万邦书店。
2003年11月17日读毕。
传统上，能够在情节上留下深刻印象的小说应该有两种：情节的跌宕起伏；情节的错综复杂。前者例如武侠、大仲马；后者例如侦探小说。昆德拉在这本书中的安排却是刻意地在寻找新的路径，读完以后的感觉是在众多的情节中那条主线是模糊不清的，是平淡缓慢的，甚至一开始读者就可以想到结果（或者根本就没有结果）。而这样的小说就需要去看作者如何去叙述。昆德拉布置那么多看来是没有太大联系的“变奏”，大都只是在某几点上有微弱的联系。一般来说这种主线与“变奏”之间的跳跃是需要过渡的，以提供一种整体的感觉，而在小说中两者之间的联系只是点到，甚至是可以忽略的。“变奏”与主线之间的另一种关系就是主次，然而这本书中体现的是另一种相反的不平衡。这样的写作方式似乎在表明作者写作的另一种态度，昆德拉想追求什么样的效果？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开头与结尾之间间隔很长的一段时间，然而我现在的感觉是作者在写几个情节时间也是不连续的，虽然有所谓的首尾呼应的传统手法。有时候一个人物没有任何暗示就走进小说之中，而要到他占用将近一部之后才说明那种与主线的微弱联系（例如第六部《钟面》中以鲁本斯为绰号的人物）。而这样的联系的出现也是有特殊的效果的，那种遥远突然与主线发生那么一点的关系，立刻就能够理解作者的想法。因此，作品的主线隐含在交错的却互相近乎无关的事件发展之中，其实这很像是生活的原貌，漫长而平淡，你需要过很多年以后才能理清自己的path（Matrix系列中我很喜欢的一个关键词），因此有些东西也同时变成了“变奏”。
仅仅是这样吗？在阅读的前一阶段（之后很久我没有去读这本书，甚至没有时间去读别的书籍），只有两条交错的线索：阿涅丝及其周围的人们；贝蒂娜与歌德。从中就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联系仅仅是在情节之外的东西，例如“不朽”的概念，不同人物的理解。作者是想在他的作品中进行一些哲学的讨论，例如插入的关于歌德和贝多芬、歌德和海明威的比较和讨论。这也是我很想读昆德拉的原因，有时作者和读者想的是相同的问题，有时也能看见昆德拉想说而没有更进一步谈论的东西。小说的开头就用的是一个“手势”，而这个概念在以后以及书的结尾又多次地出现。其实这是一种符号，相同符号后面的东西却可以是不同的，阿涅丝和洛拉有类似的手势和许多相同的习惯，却有完全不同的人生观（对不朽的理解），一种是将自我净化，一种则是将自我外化。正如书中所说的减法和加法，前者是在寻找不同，由此需要不断地追问，而后者则是将不同变成相同，不断扩展自我。阿涅丝知道洛拉与自己的相同之后就逐渐改变自己。在小说中，尽管作者并没有刻意倾向哪一方面，然而在阿涅丝身上无疑表现出了作者的许多想法，例如最后阿涅丝的离家，是对自我的回归，是一种自然的人生观。阿涅丝感觉自己生活的世界与自己格格不如，其实很多的思考就是由于体会到这样的不同而产生的。前面说的那种松散的行文，恰巧为作者进行哲学谈论提供了适合的形式，哲学意味的地位也不会为情节本身所替代。昆德拉的哲学不是深奥的，是生活的，对于生活的思考，阅读中甚至可以和作者进行“争论”，这样展现出来的昆德拉是贴近的，而不仅仅是一个讲故事者。
很难想象有所谓的“昆德拉热”，他作品的松散不是很适合阅读，很容易就迷失了方向；作者还想在文字之间讨论一些哲学上的问题，这真是大众们能够接受的形式吗？我想实际上能真正接受这种形式的人并不可能太多，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喜欢昆德拉作品的人们利用手中“话语权”制造的假象。如果是这样的话，似乎暗示了很悲观的现实。
上海译文出版社这一次比较集中地出版了一套昆德拉的作品集，其中有不少知名的翻译者，这本书的翻译也是非常出色的。记得以前曾经读过的一套昆德拉，那种语言的滞涩是现在对那套书留有的唯一印象了。
* 《巴黎烧了吗？》
[美]科林斯，[法]拉皮埃尔
董乐山 译 译林出版社
Larry Collins and Dominique Lapierre (1965) Is Paris Buring?
借阅于交大钱学森图书馆。（I565.4 344）
《中国抗日时期的战争》蔡仁照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1
借阅于交大钱学森图书馆。（K265/21）
《中国知青梦终结》 邓贤 著
刊载《当代》2003
2003年10月读毕。
以上的三本书，如果分类，应该属于“报告文学”；此外它们之间还有不少的共同点，例如主题都是在写战争， 《巴黎烧了吗？》是在写二战时期解放巴黎的战斗；第二本则是在写中国战场上的几个重要的战役；邓贤在先前也写过不少关于中国知青在异国闹革命的史实。但这三本书读来却有那么多的差异，由我现在的想法，这样的差异主要来自以下的几个方面：作者对作品的期望，在他（他们）的创作观中，作品写出来是什么样的；由前一点而对材料进行的选取；然后就是具体素材的安排和写法了。
科林斯和拉皮埃尔的身份是记者（分别是《新闻周刊》和《巴黎竞赛》的记者），花费了三年的时间搜寻各种资料，为读者重现当时的历史场景。他们很注意在宏观叙述同时的细节性描写，编织出的是战争中的多个方面，战争在不同人物眼中的体现，从国家元首到历史中的“小人物们”，甚至体现了历史人物本身的多面性。书中的历史人物是从记载下来的文献和采访中走出来的，却如此的鲜活；书中也展现了巴黎的毁灭与保存、戴高乐与法国共产党之间的矛盾的产生、发展与高潮，辅之以精彩的细节描写，感觉是在读一本小说。这样的文字在阅读中也是赏心悦目的，也许这也正是记者们想要得到的东西——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吸引更多的注意力，营造现场的感觉。尽管中文版的序言中强调本书文字的历史真实性，但我想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于此，应该在于如何写的生动，而不是漫卷的历史教科书的气味。
比较而言， 《中国抗日时期的战争》一书使用了另一种视角，历史的宏观叙述，作者蔡仁照的身份不是很清楚，但应该是一名军人，在前言中作者也提到军人脑海中留存几场经典战役的必要性。由此，作者更关注的是陈述历史事件本身，使用的材料也是些“官方”的材料，本书的细节描写没有太大的说服力。由我阅读的感受来说，平铺直叙比较难以让人在阅读中集中精力，因此读这本书的时候也采用了略读和跳读的方法。留下较深印象的是，以前普遍忽略的国民党将士在抗战中的英勇作为，历史不仅仅是遗忘。
《中国知青梦终结》中所写的那段历史是鲜为人知的，参加异国战斗的知青们到现在仍然找不到他们在历史上存在的足迹。作者邓贤就是在力图强调这种存在，也许是时代的、政治的因素的影响，这样的强调有些类似于得不到回应的呼号。作者使用了太多的情绪化的文字，当然这种情绪体现在书中人物的回忆中，而不是直接体现在作者的称述中，但也不难看出作者的取舍。对于阅读的过程来说，文字和事件都是吸引人的，作者利用小说的手法在文中设立悬念，增加了更多的可读性。但读完这样的文字，却感觉到那段历史离我们是那么遥远，其主要原因在于作者对假想读者群体的理解，以及对素材的处理。作者是在尽力对我们说：“你们要记住这样的历史！”但更多的感觉是作者的无奈，也是历史本身的无奈。
三本书的阅读都不是十分仔细，也不是特意要去读这样的几本类似的书，而是闲读以后的巧合。“报告文学”的定义比较模糊，界于历史性和文学性之间，同时也给这样领域中的作者以自由选择的机会（但有时也并非如此）。从上面的三本不经意组合的书籍来看，就已经可以见到各自之间的巨大差别。记得几年以前，曾经很喜欢看《当代》上的第一篇文字，也就是“报告文学”（这本杂志竟然坚持了这么多年一贯的选题），但现在也记不起来是什么使我“瞬间”转变了自己的看法，以至当中有将近十年没有去碰类似的文字。由现在的猜测应该是那种偶然在某些作品中出现的飘忽在两者之间的“暧昧”，这种暧昧可以理解为自由，但同时也是束缚。
* Language and Thinking: A Philosophical Introduction
Hubert G. Alexander D. Van Nostrand Company, Inc.
借阅于交大钱学森图书馆。（B A372L）
从图书馆中借这本书时，并不是很清楚这书是谈论什么的，主要倒是想看看英语在哲学（其实这里更多的是语言学、逻辑学）著作写作中的形式。同时借的有Nature and Human Nature (by H.B. Alexander)，以及Philosophical Problems: Selected Readings (by S.E. Stumpf)。本书应该是国外大学中的教材，内容也许是枯燥的。但在这之前，我还没有读过类似的书籍，这种对知识的新鲜感也就成为阅读的主要兴趣了。
下面是这本书的目录，从中也可以大致了解书中的主要内容。
Introduction
1. Symbols: Intellectual Coins
Communication
Language
Symbols
Meaning
2. Process of Thinking
Abstracting
Qualities
Function
Imagining
Generalizing
3. Idea: Limits, Consequences, And Organization
Defining
Forming Definitions
Inferring
Systematizing
Bibliography and Index
如书名所言，语言作为哲学思想表述的根本工具，在使用中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例如定义、指示、多义性等，而本书就是对这些问题分析的导论。作者首先分析的是交流的若干环节，然后引出其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能够比较自然地了解到问题的真正所在，而不是上来就是若干名词的定义。也许是由于教材的原因，作者对许多出现的哲学名词做了比较详尽的讨论，当然也有更深一步讨论的准备，每章后面的Readings就是列出的一些相关文字材料。讲解哲学问题的同时，涉及了许多科学问题，呈现科学探索底层的哲学思维，例如在讨论“Defining”（定义）演化时，讲到的原子结构探索的问题，这些讨论是出乎我的意料的。
自然语言与机器语言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差别就在于多义性，Vagueness/Ambiguity（P90），这本书中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哲学的语言如何避免这种多义性，例如可以通过精确的定义来完成，当然定义本身的原则也是需要讨论的。哲学需要不断探询问题的本质，需要语言能够准确地表达思想的过程，最后通向Wisdom（P327）。但对于文学来说，在一定的情况下，语言的多义性正是一种语言美的表现，例如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众多的例子，在多种说法争论什么是正解的同时，正展现了语言多义性的价值。因此这本书更好的翻译应该是哲学语言学导论。
* 《中国书源流》
奚椿年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3年7月5日购于西安万邦书店。2003年10月读毕。
“中国版本文化丛书”之一，任继愈主编。丛书出得很出色，装帧上应该是下了不少的功夫的，内容也是我所喜欢看的，分类十分细致，包括宋本、元本、明本等很“专业”的分册。因此首先看的是这本类似“通史”的书。其实这本书的内容大都是已经了解的东西，而且写作的目的应该是对书籍历史的入门性介绍，以知识性为主。书中有不少的插图，作为对曾经存在的书籍形式的回顾。
书中对于“书籍”的定义是广义的，包括记载文字的所有媒介，因此由这定义来推理，在文字产生的同时就有了书籍的历史。而这样的历史是一个足够漫长的过程，作者没有特别地停留在哪个历史时期去详细地回顾当时的书籍形式，这样更类似于“走马观花”，并不能给读者带来深刻的印象。在勾勒总的书籍发展历史轮廓的同时，应该也有若干细节的闪现，毕竟在书籍发展的历史阶段中仍然有辉煌与沉落。毕竟中国的书史中存在有那么多的跌宕起伏：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唐朝的写经；宋以后印刷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几次大型丛书的编撰，多少次书籍的散佚；藏书家、藏书楼的变迁，私人和国家图书馆的演化；书籍本身与文学、书法、美术等的关系。知识性的文字完全可以避免教科书式的死板，想起与几本以前读过的国外专业史的书籍之间的差异，难道这真的是中西思维方式上的不同吗？或者是丛书编写时的框框限制了写作的自由？
上周FUSION DIB(DEMO Integration Blanket)小组会议，一个资深研究员谈到，乘现在研究中心试验设备还有明显的优势，需要加强一些试验的研究。其实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中国和日本的压力，都已经建立和正在建立试验设施，可以模拟更实际的状况。现在的状况，由于德国自己原子能方面的政策，很多相关的试验都放在了意大利和荷兰。做模拟的研究经费当然不能和试验相比，由此在项目上的平衡也很难掌握。主要的问题还在于，意大利方面的试验实在很难让人满意，到后来都开始合伙“骂”意大利Rubbish了（在座两个意大利人，一个是整个项目的头，微笑默认）。后来在合肥的等离子体所，果然看见相关的托卡马克装置的新闻。和航天类似，这个研究项目也是中国倾国力建设的。在小组会议听到这样的新闻，其实心里喜兹兹的，和对面严肃的日本老科学家交换了一下眼神，发现一丝默契。
最近，忙着写报告，今天算是一个段落，上一个项目刚结束，后面又是2个。自己的报告要印刷，没有经验，问了几个同事都不太明白。想来要费不少的工夫了，就去问秘书，结果秘书只说把PDF给她就好了，下面都是她的工作。也难怪小组中其他人都不知道过程了，实在太简单的事情。
“老板”升官不升职。做了小组的头，成了Privatdozent，一个有德国特色的头衔。可以解释为没有工资的讲师，也就是要做小组的管理工作，有更多的责任，却没有实际的收益变化。因此也是很多在德国的科学家，想做研究而不是管理、到退休还只是一个Dr.的缘故。和国内的研究体系，还是有不少的反差，权利意味着各种收入，培养出来的研究人员，最后或多或少融入了管理体系。因此在国内，做副教授的阶段，反而是在一线研究，出成果的阶段；后面的教授博导体系，就开始“剥削”学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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