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诗已成：我的读书生活

（一）南方周末：

记忆里的南方周末，是在大学里看的。十几年前，西安报亭里的报纸，大部分可以分为两类：“党报”，例如，XX日报；“八卦”新闻，以《华商报》为代表。这是一个在没有新闻自由的土地上必然的分化。那时，南方周末属于介于两者之间，类似的选择少的可怜。阅读南方周末上面的时事评论，其实也是只能在字里行间猜测。倘使有了新闻自由，“党报”和“八卦”都不会消失，只不过前者绝对没有市场，中间地带会多出不少有趣的刊物。

南方周末并不能代表新闻自由，报纸上面的文章也是在审查体系下通过的。只不过这次的事件，是对于本来不自由的新闻体系更进一步的压制。这次，走上街头的八零九零后，呼吁言论自由，敢言敢为，才是中国的希望。

我们距离新闻自由还有多远？当这个问题可以回答的时候，就真的不远了。

（二）袁厉害：

在西方社会，不可能出现袁厉害这样的个人。至少政府有政府的责任，个人有个人的责任，两者之间有NGO。当责任缺失的时候，有法律。在中国就不太一样，和政府讲责任的时候，它和你说法律。例如，袁厉害的收养弃婴。一个弃婴还可能是父母的责任，但近百个弃婴就完全是政府的责任了。如果没有她，这近百个弃婴，当初根本就没有生存的可能。

当袁厉害抱起那些弃婴的时候，没有人和她说法律；当火灾发生以后，政府就开始说法律。

养过孩子的都知道，养个孩子需要多少精力，多少时间和多少金钱。更不用说是残障儿，更不用说是近百个，更不用说后面还有个不谈责任的政府，更不用说在这样一个道德缺失的土地上......

这个就是现实的中国，让人心痛得无法再看下去。

我记不起几个“感动中国”的获奖人，不过我确信袁厉害是毫无争议且当之无愧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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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巴黎遇到当年的老师，他十年前回国。经常不敢穿越西安的马路，需要左右两个人架着他走过马路。和他已经七年没有见面了，这次在巴黎遇到他，约在歌剧院那里。

在他的带领下，在巴黎街头横穿马路，如入无人之地。

改变就是这样，多少年过去了，回头一看原来差异如此巨大。

（二）

巴黎没有变，不过感觉真的改变了。

那时在德国呆了好几年，德国食物有名地不好吃，包括德国的中餐馆，都一股德国味。四年前那次，从德国到巴黎，蓬皮杜中心附近的川菜馆，实在是印象深刻。一直觉得巴黎的中餐正宗。

这次从悉尼来，吃吃巴黎的中餐也不过如此。原来悉尼实在太方便了，不再是用“中餐馆”的名头，而是东西南北的菜系。

有时候所谓的改变，都是因为不再是原来的自己。

（三）

德国的变化很小。

经常会说，德国人从小长到大，离开父母成立自己的家庭。过二三十年再回到故乡，这个地方还是二三十年前的样子，人变老了而已。

在中国我们能找到这样的一个“故乡”吗？

有时候，乡愁也就是那么一草一木，也就是蟋蟀的鸣声，雨落在芭蕉叶上......

巴黎圣母院前的杂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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