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同事临别，中午请同事们吃蛋糕。来了一个屋子的人，几个曾经与他共事的德国人，说了几句赞扬的话，恰得其所。没有让我起鸡皮疙瘩，甚至还是很真诚的话语，因为很多是他的优点，共事的人都很熟悉。

今天，也看到了一些平时非常“高傲”的德国人的谦卑，尤其有几个德国女同事。有点肉麻，过于明显的舔屁股行为。这一点有些像德国的梅大娘，不管黑屁股白屁股，上台第一件事就是在第一时间去华盛顿舔舔。德国的国际地位下降，由此也是可以窥见的。写得有点粗俗了，不过如果实际看见这样的情景，加上比较她们之前的行事，就觉得还是比较贴切的。

写写其中的一个吧。平时，如果在楼道里和她打照面，她会露出非常政治家的笑容。快擦肩而过时，可以从眼角发现她的笑容没有了，板起脸一幅漠视的样子。遇到几次以后，就会感觉很奇怪，难道就不能坚持这最后的0.01秒？曾经有个印度人做她的博士后，在办公室被骂得灰头土脸，一点情面都没留。当然，这样的情况，不会发生在她觉得有用的人身上，今天就是如此，往前凑得似乎想扒开前面的人、推开旁边的人……

很明显的，这个美国人以后的学术前景光明。聪明加上勤奋，什么障碍都挡不住。所谓学术关系，需要一定的建设和交流。但如此明显的行为，不知道其他德国同事们看在眼里，会是什么感想。

一般来说，谦虚的人比较内敛。见到过很多高傲的德国人，很不亲和，但一到这样的场合，竟然表现得完全“谦卑”，甚至是卑贱了。难以想象，原来“高傲”的人，还有这么一面。既然高傲，就坚持一下、坚持一下。

上次发现IBM T42转轴断了以后，就一直放在家里当台式机用，屏幕后面顶一堆书。在办公室里，需要笔记本上的资料，就用“蛤蟆痴”远程登录回来。DSL的问题就是上传速率太慢，我用的只有20kb。结果回家被羊妈抱怨，说今天网络太差，连开心网都上不了了。殊不知我在后面占资源呢。

到ebay搜索T4x系列的“尸体”，发现竟然还都可以卖到20欧元以上，难道买家都是和我一样，想更换笔记本部件？找到一个屏幕，连运费20欧元，于是下手。从网上买的那个屏幕到了以后，就拆下转轴，自己换了起来。由于前面已经换过一次，现在熟门熟路，手册都没看，拆装半个小时左右。把机器大卸八块，如下图所示。小羊同学在一边躺着看热闹，看见我忙的不亦乐乎，就露出无“齿”的笑容。感觉以后回国就算找不到工作，修修笔记本还是可以的。

上次说原装那根断了，分析断面属于疲劳断裂。而第一次换上的那根明显是材料问题，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就又断了。订过来发现是从香港运过来的，虽然是新的、和原装的看不出两样。但明显不是同样的材料，这种山寨版的东西，估计任何一个国内的小厂都可以花售价的10%做好的，至少表面上看不出区别来。这次就不再考虑去买一个单独的转轴了，直接在“尸体”堆里找，好坏还有机会遇到一个原装的东西。其实，原装的那根转轴，上面也是Made in China……但愿这次不是山寨的了。

（图1，2：大卸八块以后的T42；图3：断的和完好的转轴）

今天100天了，好不容易三位数了。

看图了…（今天拍的写真集，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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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见的两个新闻。

两个新闻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新闻。

（一）周市长

那个“中国最年轻市长”的新闻，明显看到晚了。不过第一印象是好的。想想看，一个同龄人、一个知识分子通过学识和奋斗也可以有这样的“政治成就”，学而优则仕。读到那个新闻以后的最初感觉是，CCP现在也开始树立类似的美国梦，毕竟是好事，总能给这黑漆漆的官场增加一点点的希望。

然而，看看之后的相关报道就发现，原来是自己一厢情愿。有两个问题：

• 一，周妻子霍焰的疑点，有人在挖材料，就不评论了。
• 二，周森峰在清华做硕士时期发表的论文涉嫌抄袭。

第一点，打破了原来对于官场自我改良存有的一丝幻想，就算是这次是作秀，都没有作成功。

个人来说，最受不了的是第二点。写论文的事情，可能一般人觉得没什么，但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道德问题：别人脑子里的想法和写出来的文字，可以拿来照抄自己用，还不注明出处；那么，人民赋予市长的权利、国库里的钞票，怎么就能保证？

周市长论文抄袭为了什么？有很多人出来解释了，说清华硕士毕业压力大云云。就别替周市长开脱了，他可以选择不要这个学位，很多人不是没有学位照样当官的？现在采取的是不正当手段，为什么？为了那个“高学历”，为了顶一个“知识分子”的名头，为了在官场上的平步青云。所以说，这是一个基本道德问题。

最后的评论是，一个披着知识分子皮的市长，露出了赤裸裸的官员本色。

（二）刘老师

至于刘晓波，从六四到现在二十年，一直保持着知识分子的硬骨头。多次逆境始终没有改变这个“硬骨头”。暂且不说这“硬”的好坏，这里不评论，能找出比他还硬的骨头，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里还真不容易。按照骨头成分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平均来说，在国际上算是“贱骨头”。刘晓波是个异类。我不一定赞同他的政治观点，但佩服他的骨气。看了几遍周曙光发在Google Knol 上的《零八宪章》，还没有那么刺眼的语句，都是人们原应得到的权利，是一种改良的呼声。体现的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基本功能，就是社会批判。里面提到的几个主张包括：修改宪法、分权制衡、立法民主、司法独立、人权保障、城乡平等、言论自由、公民教育、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等。如果要谈民主，没有这点东西都是空谈。固然存在一些比较尖锐的改革提案，不一定适合国内现状。但刘竟然以此获罪，于2009年6月24日被捕，还是颠覆国家政权罪（估计是“反革命罪”取消以后的替代）。《宪章》出来以后，很多知识分子来声援，包括余英时。一提到基本人权，就被如此处理，也就说明那点权利是敏感的，是老百姓不能获得的、甚至不能摸不能听不能看的。

中国老百姓，可能普遍不太关心，甚至习以为然。后面一点是很可怕的，你可以不主动为此抗争，但是至少要知道哪些是应该拥有的，虽然现在还远没有到那个时候。也不至于在权利被侵犯的时候，忍气吞声。

左图：周市长视察；右图：刘晓波

从他们两个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

今天，所里同事们在集资，因为美国同事丹尼做完他两年的洪堡，要回宾大（U Penn）当助理教授去了。筹集完资金以后，估计是买个德国的特产给他和他老婆安妮。这个日期他曾经和我提过，因为还有一点合作的东西要做要写，我竟然最后忘记了，还有一周他就要离开这里了。

他到德国了以后，我们之间以及他原来的学生和老板做了点合作，讨论的时候针锋相对，经常一个下午两三个钟头坐在一起。最后，还是很愉快地看着一起做出来的结果。搞出了一篇写完的文章，还有两篇计划中的文章。丹尼一个做实验的，竟然知道特别多的理论和模拟，还知道很多搞理论人都不知道的数学公式。他说起来，那是“常识”。按照他的能力，估计几年里评上教授也是在预期以内的。

其实，美国人不一定是急进发表的。所谓“publish or perish”，还是有原则的。两年多前，丹尼在以前的大学，就已经有一个很好的想法，很多的相关实验数据，已经足够在顶级学术期刊发表了。结果他觉得模拟部分不够完美，拖了两年时间，做了各种各样的尝试和计算。才算在年初把文章投出去。那天给我看他的文件夹，里面有十几篇在修改的文章，想来数量已经不是问题，主要追求的是质量了。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不揽功劳。上次，和美国三方电话会议的时候，说到我们俩之前讨论了一个提议，他一直强调有那个想法是我提出的。这些都是科研的优秀品质。

从他的身上也看出，合作在科研中的重要性。他几乎和这里的所有研究方向都有所涉猎，实验、理论和模拟。其实重要的一点是拥有开放的头脑，对于新的东西时刻保持着好奇心。类似于对于科研的童心，而不是固守原来的想法、研究方向、视野和手段。可以看到很多人，在博士毕业以后，往往越做越窄，而不考虑别的可能性，不愿或者不敢去尝试新的方向，由此也丧失了很多的机会。所谓科研中的创新，其实不一定是最原创的想法，而是在自己的研究方向里融入别的方法和手段。毕竟，在各个学科里最原创的想法，一只手都是可以数得过来的。而合作作为一种拓展研究方向的手段，确实非常有效。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丹尼是我见过的，所有博士后中最具有开放思维和合作精神的。

丹尼马上要回国了，那里有他的远大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