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笔记本屏幕转轴

上次发现IBM T42转轴断了以后,就一直放在家里当台式机用,屏幕后面顶一堆书。在办公室里,需要笔记本上的资料,就用“蛤蟆痴”远程登录回来。DSL的问题就是上传速率太慢,我用的只有20kb。结果回家被羊妈抱怨,说今天网络太差,连开心网都上不了了。殊不知我在后面占资源呢。

到ebay搜索T4x系列的“尸体”,发现竟然还都可以卖到20欧元以上,难道买家都是和我一样,想更换笔记本部件?找到一个屏幕,连运费20欧元,于是下手。从网上买的那个屏幕到了以后,就拆下转轴,自己换了起来。由于前面已经换过一次,现在熟门熟路,手册都没看,拆装半个小时左右。把机器大卸八块,如下图所示。小羊同学在一边躺着看热闹,看见我忙的不亦乐乎,就露出无“齿”的笑容。感觉以后回国就算找不到工作,修修笔记本还是可以的。

上次说原装那根断了,分析断面属于疲劳断裂。而第一次换上的那根明显是材料问题,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就又断了。订过来发现是从香港运过来的,虽然是新的、和原装的看不出两样。但明显不是同样的材料,这种山寨版的东西,估计任何一个国内的小厂都可以花售价的10%做好的,至少表面上看不出区别来。这次就不再考虑去买一个单独的转轴了,直接在“尸体”堆里找,好坏还有机会遇到一个原装的东西。其实,原装的那根转轴,上面也是Made in China……但愿这次不是山寨的了。

(图1,2:大卸八块以后的T42;图3:断的和完好的转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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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牛笔记] 小羊100天

今天100天了,好不容易三位数了。

看图了…(今天拍的写真集,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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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岁的市长和刘晓波

最近看见的两个新闻。

两个新闻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新闻。

(一)周市长

那个“中国最年轻市长”的新闻,明显看到晚了。不过第一印象是好的。想想看,一个同龄人、一个知识分子通过学识和奋斗也可以有这样的“政治成就”,学而优则仕。读到那个新闻以后的最初感觉是,CCP现在也开始树立类似的美国梦,毕竟是好事,总能给这黑漆漆的官场增加一点点的希望。

然而,看看之后的相关报道就发现,原来是自己一厢情愿。有两个问题:

  • 一,周妻子霍焰的疑点,有人在挖材料,就不评论了。
  • 二,周森峰在清华做硕士时期发表的论文涉嫌抄袭

第一点,打破了原来对于官场自我改良存有的一丝幻想,就算是这次是作秀,都没有作成功。

个人来说,最受不了的是第二点。写论文的事情,可能一般人觉得没什么,但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道德问题:别人脑子里的想法和写出来的文字,可以拿来照抄自己用,还不注明出处;那么,人民赋予市长的权利、国库里的钞票,怎么就能保证?

周市长论文抄袭为了什么?有很多人出来解释了,说清华硕士毕业压力大云云。就别替周市长开脱了,他可以选择不要这个学位,很多人不是没有学位照样当官的?现在采取的是不正当手段,为什么?为了那个“高学历”,为了顶一个“知识分子”的名头,为了在官场上的平步青云。所以说,这是一个基本道德问题。

最后的评论是,一个披着知识分子皮的市长,露出了赤裸裸的官员本色。

(二)刘老师

至于刘晓波,从六四到现在二十年,一直保持着知识分子的硬骨头。多次逆境始终没有改变这个“硬骨头”。暂且不说这“硬”的好坏,这里不评论,能找出比他还硬的骨头,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里还真不容易。按照骨头成分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平均来说,在国际上算是“贱骨头”。刘晓波是个异类。我不一定赞同他的政治观点,但佩服他的骨气。看了几遍周曙光发在Google Knol 上的《零八宪章》,还没有那么刺眼的语句,都是人们原应得到的权利,是一种改良的呼声。体现的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基本功能,就是社会批判。里面提到的几个主张包括:修改宪法、分权制衡、立法民主、司法独立、人权保障、城乡平等、言论自由、公民教育、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等。如果要谈民主,没有这点东西都是空谈。固然存在一些比较尖锐的改革提案,不一定适合国内现状。但刘竟然以此获罪,于2009年6月24日被捕,还是颠覆国家政权罪(估计是“反革命罪”取消以后的替代)。《宪章》出来以后,很多知识分子来声援,包括余英时。一提到基本人权,就被如此处理,也就说明那点权利是敏感的,是老百姓不能获得的、甚至不能摸不能听不能看的。

中国老百姓,可能普遍不太关心,甚至习以为然。后面一点是很可怕的,你可以不主动为此抗争,但是至少要知道哪些是应该拥有的,虽然现在还远没有到那个时候。也不至于在权利被侵犯的时候,忍气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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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周市长视察;右图:刘晓波

从他们两个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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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同事的离去

今天,所里同事们在集资,因为美国同事丹尼做完他两年的洪堡,要回宾大(U Penn)当助理教授去了。筹集完资金以后,估计是买个德国的特产给他和他老婆安妮。这个日期他曾经和我提过,因为还有一点合作的东西要做要写,我竟然最后忘记了,还有一周他就要离开这里了。

他到德国了以后,我们之间以及他原来的学生和老板做了点合作,讨论的时候针锋相对,经常一个下午两三个钟头坐在一起。最后,还是很愉快地看着一起做出来的结果。搞出了一篇写完的文章,还有两篇计划中的文章。丹尼一个做实验的,竟然知道特别多的理论和模拟,还知道很多搞理论人都不知道的数学公式。他说起来,那是“常识”。按照他的能力,估计几年里评上教授也是在预期以内的。

其实,美国人不一定是急进发表的。所谓“publish or perish”,还是有原则的。两年多前,丹尼在以前的大学,就已经有一个很好的想法,很多的相关实验数据,已经足够在顶级学术期刊发表了。结果他觉得模拟部分不够完美,拖了两年时间,做了各种各样的尝试和计算。才算在年初把文章投出去。那天给我看他的文件夹,里面有十几篇在修改的文章,想来数量已经不是问题,主要追求的是质量了。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不揽功劳。上次,和美国三方电话会议的时候,说到我们俩之前讨论了一个提议,他一直强调有那个想法是我提出的。这些都是科研的优秀品质。

从他的身上也看出,合作在科研中的重要性。他几乎和这里的所有研究方向都有所涉猎,实验、理论和模拟。其实重要的一点是拥有开放的头脑,对于新的东西时刻保持着好奇心。类似于对于科研的童心,而不是固守原来的想法、研究方向、视野和手段。可以看到很多人,在博士毕业以后,往往越做越窄,而不考虑别的可能性,不愿或者不敢去尝试新的方向,由此也丧失了很多的机会。所谓科研中的创新,其实不一定是最原创的想法,而是在自己的研究方向里融入别的方法和手段。毕竟,在各个学科里最原创的想法,一只手都是可以数得过来的。而合作作为一种拓展研究方向的手段,确实非常有效。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丹尼是我见过的,所有博士后中最具有开放思维和合作精神的。

丹尼马上要回国了,那里有他的远大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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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版不如盗版

上周末,在计算机上挂了一堆任务,打算周末算完,周一来做数据处理的。今天到单位一看,批处理的任务周六就停了,得到的数据点连总数的10%都没有到。原因是计算中心的服务器出错,无法提供“合法”的许可证(License),虽然我们合法地购买了足够的许可证。上午,在办公室里抓狂了半天……

由于现在的工作涉及一点半工业半研究性的项目,软件许可证上的要求还是很严格的。于是,计算中心有专门的人写脚本程序,控制软件许可证的分配和使用。做计算的费用就包括有CPU时间、磁盘空间和软件许可证几个部分。当然还有那个管理许可证的员工的工资,虽然经常出错,显得极度业余。可实际的结果是,付费以后,经常由于这个第三方的问题,计算中断,浪费了人力、硬件和时间。如果要在UNIX服务器群下计算,由于CPU时间的限制,需要预先估算大致需要的时间,写脚本控制,否则就被计算中心强行关闭。我现在的方法是,在自己办公室机器上挂题目,只用计算中心的许可证,结果连这个简单程序还出错!

现在只能手动提交任务,然后定期检查状态。以免再次遇到这样浪费时间的问题。

以前,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没有及时反馈,现在倒好,每个周末都宕机。今天上午,就和另外一个郁闷的德国同事一起抱怨这个问题。其实真正的许可证费用,不少就浪费在这种宕机时间里,那个软件一个许可证一年的费用就7000欧元。还有那种经常莫名其妙的服务器重启,郁闷~~

其实,直接的解决方案就是安装盗版,没有第三方的介入,出错的几率就小得多。许可证数量也几乎无限,节省等待的时间。又不是不买正版软件。所以,正版不如盗版。

PS:现在我的办公室被同事戏称为“盗版中心”。原因不在于我,而是我同屋的德国人豪哥。豪哥是个开源软件迷(Open Source),痛恨正版软件的昂贵。只要所里谁要买软件,豪哥首先建议一堆开源软件,不行就找个破解版。我的信箱里,可以定期收到他发过来的ABAQUS破解更新,几乎和公司发布新版本同步。我虽然也在笔记本上用盗版软件,不过比较低调。豪哥一来,立马就有了这个“盗版中心”的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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