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在nanowerk上的新闻，报道了卡尔斯鲁厄研究中心（Forschungszentrum Karlsruhe）和卡尔斯鲁厄大学（Universitaet Karlsruhe TH）组成的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Karlsruh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已经在法律上通过（Act on the KIT Merger），需要几周听证以后，就可以进行正式合法地操作了。

有意思的是，这个新闻的题目用了Germany's version of MIT established，可以翻译成《德国版本的麻省理工成立》（其实，也可以不太正式地翻译成《德国山寨版麻省理工成立》）。麻省理工的缩写是MIT，马萨诸塞是个州。相比较而言，卡尔斯鲁厄只是一个德国城市，所以一定要翻译成中文缩写，应该叫“卡城理工”。德国人取名字的时候讨巧，缩写成KIT，似乎和MIT只差一个字。就像国内泛滥了的“XX交通大学”，缩写成英文都成了“XX Jiaotong University”，似乎实力也可以沾点名字的光。其实，中国的山寨版，马鞍山理工学院（缩写MIT），更逼真。

新闻里提到几个数字，说KIT有员工8000人，年经费7亿欧元。这个数字本身说明不了问题，人均将近9百万欧元。大家都是搞核能的，找找美国2个国家实验室做比较：1）LLNL，员工6800人，年经费16亿美元，人均23.5百万美元；2）LANL，员工12500人，年经费22亿美元，人均17.6百万美元。就算考虑欧元美元汇率，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这下看出和美国的差距了吧。

这里为什么不直接和麻省理工比较？尺寸差太远，麻省理工只有1000名老师，1万多本科生研究生。德国不少大学拉出来，就有5万左右学生。德国开始搞精英大学（Elite），估计受到政治家们的影响。但这种教育改革，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当年的办学思想。固然洪堡的原则，应该、也可能随时间改变，但想到当年哈佛大学的改革，还是明显受到洪堡原则的启发，有些精华也不是随意可以丢弃的。由于受到种种束缚，德国精英大学的改革，到最后很可能也是不伦不类。毕竟，这需要政府有倾向性地调整资源，但在民主国家，尤其是普遍接受大众高等教育理念的德国，这样的政策推行起来，可能会有不小的阻力。

饶毅博客上的一篇文章，介绍今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日裔美国科学家下村修（Osamu Shimomura，下村脩）。摘录如下：

PS: 后面还有饶毅的一点分析，但仅仅看到上面下村修的科研经历，实际上已经足够说明不少的问题了。在很多人眼中，倘使没有这个诺贝尔奖，下村修的简历实际上算是一个"失败者"（20年博士后，最后也没有一官半职）。但他做研究的根本动力是"好奇"，作为一个科学家，这个已经能够给自己带来足够的幸福感了。开始关注的是那个共同获奖的美籍华人钱永健，但下村修反倒更有趣味。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提到，哲学和科学的诞生需要三个条件：

一、好奇心。是人们对外部世界所表现出来的困惑和惊奇。有了这种感觉，就会感受到自己的无知，并为摆脱无知而去求知。

二、闲暇。知识阶层不必为生计而忧虑，他们可以专心致志地从事自己喜欢的脑力劳动。

三、自由。哲学知识纯粹为了自身而存在，没有别的功用目的，人们对哲学的思考是自由的，不受其他目的和利益的支配。

想想我们的大学里，是不是可以提供这样的三个条件？世界一流大学的梦想，难道就停留在高楼大厦？想来，中国大学里最缺少的是一些"怪物"，耐得住寂寞、反世俗价值观。而远远不是去制造千篇一律、适应现有社会价值体系的毕业生。至少还需要一个可以接纳"怪物"们的校园。

而现在，最缺乏的就是亚里士多德提到的最后一个因素，甚至在校园里。亚里士多德强调的"自由"，多少是自发性的，"不受其他目的和利益的支配"。倘使一个社会根本就没有言论自由，想来自发的"自由"也无法实现。言论自由不仅仅是哲学和科学的基本条件，也是民主的根本特点。民主远远不是"少数服从多数"，也不是简单推行"普选"，但至少是要给某个观点一个充分阐述的条件，然后让民众来进行理性的思考和选择。也有人提到，国民普遍教育水平偏低，所以不能有言论自由。这个逻辑根本就不成立。王小波有个的例子，说写剧本小说，按照什么人的理解水平写？让所有人都能够理解，否则就禁止发行？其实，只要拿个大棒，把每个人都敲得一样傻就行了。

举个例子，Blog原则上是一个个人的空间，写文章的人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很多人都直接用真实身份来写。但国内很多的博客服务，都是有"和谐"的功能的，往往实现起来是通过关键词的过滤，例如"藏独"、例如"家乐福"、例如"校舍坍塌"等等。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哪里来观点的阐述？

有时候觉得，我们的爱国青年们其实非常可悲。在网络上连ZF、GCD的全称都不能用，却对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政府的任何指责都异常敏感。对于一些理性的声音，大都表现出"普遍"的单一的态度。感觉扣起帽子来，应该跟文革是没有太多区别的。难道这就是我们的"国民性"，还是我们教育的问题？

分辨人权和主权的话题，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对于前者，我们自己没有太多发表意见的空间，难道别人帮我们说出些话语，都是不恰当的？可能这些别人的话语带有偏见、带有误解。这往往是无法避免的，我们推己及人，别人也是这么看待我们的。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误解"只能通过对话来解决，而不是对抗，更不是比谁的人多、谁的声音洪亮。当别人都不再"误解"，自己又不能谈论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太晚了？

不可否认，"人权"一直是西方国家手里的一张牌，出了几十年了，以后还会继续出。这张牌后面，更多的是利益。但这张牌表面上，要求的是"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在这次汶川地震中，我们窥出一点意味。但，似乎又如流星般短暂。

记得看到一篇文章，说在美国校园里，藏独分子发表演讲，听众寥寥无几。场外却聚集几百个热血青年，高声呐喊，用喉咙压制藏独的扩音器。一个美国人看到了，其实他与两个方面都没有太多关系，但最后他用"disgusting"（恶心）来形容这个场面。作者是热血青年中的一员，事后他反应过来了。正如，伏尔泰说，"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很多年前，看到一张台湾人游行的照片。无论蓝营绿营，参与者都普遍地流露出那种赶集时候捡到便宜货才有的笑脸。我跟家里堂主共同欣赏完说，"民主被台湾人弄成这样简直就是笑话"。但是，就在我参加一个在卡尔斯鲁尔举行的华人集会以后，组织者在之前和之后的表现，满嘴"小范围民主"、"少数服从多数"。让我开始重新考虑那些台湾人的笑脸了，甚至很多时候，我羡慕他们可以有拥有这样的笑脸。

PS: 后面的感想，是前两天看到别人一篇关于校舍坍塌的博客文章，写得比较理性。昨天却得知被"和谐"了。这种行为本身，不知道代表了谁的利益。

从《科学时报》上的新闻看到：

出尔反尔，很符合美国的国际地位。不太清楚美国的第一次退出，是否是在签署协议以后，至少这一次是的。

问题是2008年的1.49亿美元，只占有ITER总经费的约1％。所谓的"9%的缺口"是指美国的总经费，和中国、印度承担的部分相同。而后两个发展中国家，却不太容易作出美国现在的行为。欧盟承担将近一半的经费，对于一个由十几个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来说，需要互相之间的协调，经费似乎问题更多。

美国现在非常依赖于石油，整个ITER的经费，只是美军在伊拉克战场上1、2个月的花费。而研究项目却可以持续几十年。但始终难以理解的是，美国在承诺以后的随意取消。想想美国在第一线的科学家，应该还是更愿意在国际合作中进行工作的。因此，这个行为更多是政府的、符合美国一贯特点的一个决定。

不过大家放心，到时候如果研究成功了，抢在最前面，收割成果的一定是美国。

新闻链接
（想看看Science上的原文，但暂时没有权限，希望最近可以证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