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土摩托在博客上写了一篇颇受争议的文章，名为《选择性闭嘴》（链接）。讲的是一些文科生不经过调查研究，谈论科技问题，闹出很多常识性笑话。出于“愤怒”，作者的建议是“选择性闭嘴”，有下面这样的文字：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愤怒几句了：你们这帮少见多怪的文科生写手们，什么时候才能学会闭嘴啊？看看国外那些真正有学问的作者，哪个不是精通文理？就拿这本《SuperFreakonomics》的作者来说，他的专业貌似是经济学，但他同时也知道地球物理的新进展。看看国内这帮文科写手，除了会玩点文字游戏之外还会什么？你们的想象力也就到此为止了，随便一个理科生都超过了你们。

此文一出，戳到了文科生们的痛处，作者土摩托立马遭到围攻追打，其中包括曾经是理科生的和菜头。其实，一些科技上的常识性错误，反应的是两面：一方面是“文科写手”喜欢的文字游戏，一方面是中国专业科技人员从事科普的缺失。前者掌握了话语权，后者往往有点默默无闻。其实就算是“理工科”背景的，由于科学里的门类，往往也不是门门精通的，这样一来事先的调查研究和事后的辩证思考显得尤为重要。

看看西方国家，大部分政治家并不太了解科技（不像中国，很多理工背景的政治家）。这些专业政治家们可以叫出大众喜欢的口号。其实这也是文科生谈科技的一个表现，这如果在一个民主国家就有点不受科学家们欢迎了。就像当年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担心的一样，民主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庸俗。这里的说法是科学素养的不足，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科研水平很高，但大众的普遍科学水平不够（例如，公众对于进化论的认同）。不过，科学家们也是有反击的手段的，类似土摩托的愤怒以外，他们可以写写科普文章、做做科普讲座，逐渐改变公众和政治家们的观念。基于互联网，现在这样的传播手段，实际已经有很大的便利了。

最近遇到的一个例子，看到草根网上的一篇《“停滞”才是硬道理》（链接）里这样提到可控核聚变：

那么核聚变，第一是不可控，第二是不安全。至少目前还看不到核聚变可控的希望。那么即使将来核聚变可控了，那也是不安全的。对核能的利用，就好像是把人类绑在了一个火山口上。有人预言，在人类将来的某一天，或许是一次小小的事故，或许是一次恐怖活动，或许是一场战争，仅仅是一个瞬间，整个世界就全完了。——没有赢家，没有输家，也没有见证者。

由于可控聚变工程是现在从事的专业，看到上面的关于“不安全”的写法，是典型的道听途说、耸人听闻。让人联想到之前关于LHC（大强子对撞机）的事情。知道一点关于可控核聚变知识的人，都不会去写出这样的文字。当然可控核聚变和氢弹原理有一定的类似，但造出来的反应堆根本就不是一个定时氢弹。否则怕死的法国人怎么可能同意建在自己的土地上？实现氘氚反应，需要提供上亿度的高温环境（wiki）。在反应堆事故中，一旦真空壳破裂，聚变反应堆里的氘氚反应条件自动解除。哪里来的氢弹？哪里来的世界毁灭？

在很多问题上，往往经过论证有逻辑的论述，没有耸人听闻道听途说的说法受欢迎。后者可以作为吹嘘的资本，它不乏听众。但对于真正的文明发展，是不具有任何建设性作用的。土摩托的提议，“选择性闭嘴”倒是不一定。对于作者们，在写下一些文字之前，为了避免这样的错误还是多考虑一下、多调查一下。读者们明辨一些论据，也是需要经过一定思考和训练的。另外，文科生写点科技进展的文字也未尝都不好，由此查找资料，也算是科普的过程。最主要的是文笔好，写出来的东西，公众愿意去读（暂且不论对错）......

在《今日加州理工》（Caltech Today）的头版头条的报道：

Tsien Hsue-Shen, PhD '39, a Caltech alumnus and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 died on October 31. He was 98.

Tsien worked for the U.S. military on advanced rocket projects and had been commended by the U.S. Air Force for his contributions to its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fter World War II. But in 1950, the Chinese-born scientist was accused of harboring Communist sympathies and stripped of his security clearance.

No evidence was produced to substantiate the allegations, and Tsien and his colleagues in academia, government, and industry protested that they were nonsense. Nonetheless, the INS placed him under a delayed deportation order, and for the next five years he and his family lived under U.S. government surveillance and partial house arrest.

In September 1955 they were permitted to leave for China, where Tsien resumed his research, founded the Institute of Mechanics, and went on to become the father of China's missile program, a trusted member of the government and Party's inner circle, and the nation's most honored scientist.

10月31日，钱学森刚去世，当天就有很多人在非常不厚道地挖掘以前的旧闻，例如1958年《人民日报》上的农业文章。然后联系因果，说钱应该对自然灾害中去世的人负责。这样的因果关系，看来只有一些中国人可以想出来。一个导弹专家写的农业文章，一个科学家说的马列主义，谁愿意相信就相信了吧。按照这样的标准，把中国当时的文章都挖出来，看有几个人是“干净”的。我现在读八十年代《读书》杂志上的文章，文革印记还是非常明显的，却只距今二十年时间。如果都以现在的要求去要求“古人”，估计中国整个历史上就没有一个“干净”的，以前没有、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有……其实，这些号称具有批判精神的国人，往往还掌握着一定的网络话语权。他们与之前的浙江大学领导对待涂博士是没有区别的。抬高自己都是以压低他人、推卸责任为基础的，当然他们是不会承认的。如果“理性”批判，到最后连一点宽容都没有了，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批判？我只能解释成“为了吸引眼球”。

当时出于愤怒，在Twitter上骂人。现在，对骂这些人是“疯狗”还是不后悔。那时这样写道：

一个人物离去。一群疯狗偏偏要将人物的尸体脱下神坛，撕扯，欢叫。而根本不去考虑一下这个人物留下的东西，带给国家的不同，带给世界的不同。不知道疯狗们撕扯的时候，会不会看看镜子，镜子里面是什么样的嘴脸。

大学时代，去得最多的一个建筑，就是以钱学森命名的，建筑入口处就是钱学森的头像。另外，和钱学森的专业背景也是相通的，于是也很能够了解到他的贡献。钱学森生前对于中国现代教育的提问，倒是我们最应该考虑的东西。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冯·卡门（这里有他的学术家谱），他是钱学森的博士导师（冯·卡门还有一个中国学生，林家翘）。钱学森是他最得意的弟子之一，在他写的The Wind and Beyond一书中，他为钱学森专门写了一章，名字叫做《钱博士和红色中国》（Dr. Tsien and Red China）。历史上往往是学生给老师写传记，到钱学森这里倒是老师给学生写传记。例外一本钱学森的传记，出自张纯如（Iris Chang）之手。

钱学森的那个关于中国现代教育的问题，就是关于杰出人才的：

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一个社会如果缺乏对于人才的基本尊重，那么还谈什么教育和培养“人才”。尤其在一个“杰出人才”离去的身后，跳出如此多的“小丑”拿着放大镜，寻着伤口。而这样的伤口实际上不仅仅属于一个人，它属于整整一代人。

附报道原文链接：http://today.caltech.edu/today/story-display.tcl?story_id=39604

链接：倍可亲上的新闻（需要翻墙）。海归博士浙大跳楼。

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是从一个已经回浙江大学的同事那里得知的。那时是9月27日，我们坐在空荡荡的候机大厅里闲聊。当时的故事版本，由于浙大的新闻封锁，还没有人名。只是知道一个美国名校毕业的博士，在今年回到浙江大学，谈好的副教授职位没有落实，拿到一个博士后/讲师的位置，由于心理落差而跳楼自杀。

最近从国内出差回到办公室，看到国外的几家华人媒体开始报道。听到了“涂序新”和“西北大学”。终于联系到一个以前知道的人身上。

很多悲剧一旦联系到身边的人，就骤然增加了悲剧的力量。

（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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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见两个新闻。

第一个，来自中国青年报的《调查称760亿地震捐赠80%流入政府财政专户》。第二个是谭作人案（“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之前的文章）今天上午在成都中级人民法院开审。前一个刊登在国内主流媒体上，后一个新闻似乎对于墙内是隐形的，是今天在twitter上的热点。两者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与去年四川地震相关的。

（一）

关于四川地震捐款，去年震后铺天盖地的捐款宣传和行动，似乎有点被热情冲昏了头脑。很多人捐款出去以后，可能并不太关心钱款的去向。当时我们捐款的时候，选择的是红十字会，虽然在中国红十字会也是一个政府组织。现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告诉大家，80%的捐款流到了政府。可能有些人觉得这80%的钱，从政府统筹赈灾无可非议。实际上却是非常不合理的事情。第一，想想权力，尤其是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与金钱在一起的时候，腐败是不可避免的。在现在的中国，政府和官员的诚信，已经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了，而且尚且没有完善的对于权利的监督体系。无法想象这80%的捐款，将怎样消失在庞大无底的黑洞里头。第二，作为收取税收的政府，灾后重建应该是份内的事情，不应该去动用来自民间的捐款，且暂且不计“动用”以后的后果。合理的做法是，委托一个非政府机构（NGO，民间组织），由政府和公民来共同监督。其效果就是将金钱和权利分开，让来自民间的捐款最后真正起到灾后重建的作用。

换句话说，把“肉包子”和“狗”分开，别干打狗的事情。

（二）

关于谭作人。这个案件表面上是针对他写的64回忆文章《1989：见证最后的美丽》（具体可以Google起诉书，号称是基于谭对于64官方定调的“不满”），“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明显是因言获罪。而实际上我们应该看见的是，这次起诉后面的东西。就是谭作人在四川地震之后，调查坍塌校舍的质量问题。算是一种来自民间的监督，然而事实告诉我们，这样的监督是不可能的。触动到权力阶层之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汪洋官员的“从来不缺言论自由”调子下，我们听见了“莫须有”的颤音。地震一年以后，四川官员既然已经定调“不应追究”坍塌校舍的豆腐渣工程，刁民谭作人顶风作案，怎可不追究。

在这个事件里的“肉包子”是指来自民间改良的“善意”，而我们可以看见这种“善意”的后果。

那个“爱心斑马线”，据说是在杭州今年5月份（胡斌案之后？）设立的第一批加宽的斑马线，上面画了一颗红心。简直太有讽刺意味了。

就在昨天夜晚，飞驰的保时捷（法拉利），醉酒的司机。这次又是一条年轻生命，只是刚满20岁，就这样在这条斑马线上消逝。或许与谭卓不同，她没有那么多掌握网络话语权的大学同学和朋友，然而看到这样新闻的震惊是久久不能消去的。为什么总是在杭州？对于新“移民”，吃穿住行，在昂贵的都市似乎都需要通过奋斗来获得。这是与“富人”们不同的地方，一切来之不易。而现在，尚且开不起跑车的人们，连安全行走的权利都没有了。上次看到新闻里的描述，谭卓刚付完房子的首付，终于可以开始在杭州“安居乐业”。这次一个夜晚加班下班的女孩，可能尚且未消去对于都市的好奇，前面的未来还带有青春的梦想。而也仅仅是这么短短的一瞬间……

杭州的天堂，实际上是两层含义，对于穷人和富人有着不同的解释。

倘使杭州市长是民选的，那么承诺改善交通状况，应该是可以给他获得一部分选民的支持。而现有体制上，决定着市长上任的“代表”们，可能根本就不需要穿越斑马线，不需要夜晚加班。只需要到时候为“爱心斑马线”的开放剪彩、摄影留念。现在，他们只会迫于压力，做出一点表面上的事情。就如谭卓以后的“爱心斑马线”，随着斑马线上的红心逐渐淡去，如果没有现在这个年青生命的代价，也许他们已经淡忘，也许我们也已经淡忘。那颗红心竟然需要不断的鲜血。对于生命的尊重，似乎不需要多少的教育；而对于生命的漠视，似乎也不需要多少时间。

2009年5月18日启用的杭州莫干山路“爱心斑马线”